东秽已归附于高句丽，同沃沮成为一体，靺鞨才可直接同新罗接触。“泥河”为今之哪条水，学界看法不一，有人误解即今咸镜南道的龙兴江。作如此理解，则丢掉了高句丽的一大片土地，是不可取的。关于泥河究在何处，再看《罗纪》所提供的下面的资料：（1）讷祗王三十四年（公元450年、高句丽长寿王三十八年）秋七月，“高句丽边将猎于悉直之原，何瑟罗城主三直出兵掩杀之。”（2）慈悲王十一年（公元468年、长寿王五十六年）春，“高句丽与靺鞨袭北边悉直城。秋九月，征何瑟罗人年十五已上，筑城于泥河。”（3）照知王三年（公元481年，长寿王六十九年）“高句丽与靺鞨入北边，取狐鸣等七城。又进军于弥秩夫。我军与百济、加耶援兵分道御之。贼败退，追击破之泥河西。”《新增东国舆地胜览》（下简称《胜览》）将弥秩夫置于庆尚（北）道兴海（今兴海），将悉直城置于江原（南）道三陟（今三陟），而何瑟罗必不能在三陟北。有人将何瑟罗比定为今庆尚北道之蔚珍，33还是颇有道理的。既如此，泥河为三陟地区的五十川就是无可置疑的了。34由此可见，自二世纪初直到五世纪末，高句丽、靺鞨同新罗接境之处基本保持了东秽时期的状态。
这里要说明的是，在曹魏毋丘俭征讨高句丽时，曾派遣玄菟太守王颀与乐浪太守刘茂、带方太守弓遵在“岭东七县”地区堵截过高句丽王位宫，原南沃沮及东秽地区曾一度摆脱高句丽的控制，北沃沮也因王颀的征讨而元气大伤，高句丽的势力大大削弱，由此而导致了挹娄人的南下。从俄国考古界提供的资料看，作为挹娄遗存的波尔采文化叠压在滨海地区北沃沮遗存克罗乌诺夫卡文化之上，足见挹娄人南下并非虚言，本文前述肃慎（挹娄）人曾与高句丽发生冲突而高句丽将肃慎六百余家迁往夫余南乌川一事，又从文献学方面证实了挹娄人南下的事实。《晋书·肃慎传》说：“肃慎一名挹娄，在不咸山（今长白山）北。”说明彼时挹娄人已到达今延边地区。又据我国考古界提供的资料看，高句丽于东晋时期在今延边地区的东南部修筑了为防备挹娄人南侵的“边墙”、“长城”，其中一段位于珲春平原北部山丘上，东自哈达门乡太平村西山始，向西延伸横跨珲春北部山区，直到英安乡关门咀子西山，总长约25公里；另一段蜿蜒于和龙和延吉市北部山区，西自和龙八家子镇丰产始，东至龙井长安镇鸡林北，总长100余公里。由此可见，彼时挹娄人南下的前锋已到今延吉、珲春以北地区。及挹娄发展到南北朝的勿吉时期，情况又发生变化。据《魏书·勿吉传》载，在公元475年（北魏延兴五年、高句丽长寿王六十三年）勿吉就已夺取了“高句丽十落”，并密谋与百济“从水道并力取高句丽”。学界对这一记载的理解并不一致，而笔者同意杨保隆先生的说法，即“高句丽十落”不是指今吉林市一带，而是指今珲春和延吉市地区。35也就是说，勿吉人已对高句丽在图们江流域的统治区发起了进攻。关于勿吉欲联合百济共谋高句丽的问题，有的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二者相距遥远，不可能结成联盟而共同对付高句丽。笔者认为，勿吉与百济密谋之事是实际存在的。所谓从水道并力攻击，不一定就是指双方在一条战线上联合作战，而应指在两条战线上从水道夹击共同的敌人高句丽；亦即：勿吉从图们江或日本海攻打朝鲜半岛的沃沮故地，而百济从半岛的西海岸攻击高句丽地区。事实上，后来勿吉人已经取得了今延边东部及朝鲜半岛东北部地区，而这一地区则成为勿吉及后来靺鞨粟末部、白山部的控制区。有些学者将白山部置于今延边地区是不妥当的，若如此，又丢掉了靺鞨的一部分土地。笔者同意董万仑同志的意见，36白山靺鞨的分布区应是今朝鲜东北部，粟末部最初的中心地区应是今敦化一带，后来方移至吉林市一带。
关于好太王时期高句丽是否征讨肃慎的问题，学界亦有不同看法，然而从《碑文》永乐八年条的记事来看，即使其中的“帛慎”是指肃慎，充其量证明高句丽曾抄掠过彼地，但并未占有该地。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将好太王所到之处皆视为领土所辖之地的思维方式，无疑使自己走入了历史研究的误区。至于好太王时期高句丽巩固单单大岭以东地区还是明白无误的。《丽纪》好太王十八年（公元409年）条云：“秋七月，筑国东秃山等六城，移平壤民户；八月，王南巡。”有的学者认为今江原道安边郡境鹤城山山城即好太王所筑六城之一，颇有道理。由此可见好太王的南巡之地应是东秽故地，即今江原道地区。又据朝鲜考古界云，在今江原北道铁岭地区发现高句丽遗址和高句丽铁马模型以及铁铸的四神模型，其中有一小型的骑马模型与黄海南道新院郡长寿山城发掘出的铠马模型在大小或形态上非常相似。37不难看出，铁岭遗址的下限不应早于长寿山城的修筑年代，而铁岭同安边地区皆为彼时高句丽东疆重地。但是从大量的资料可知，自五世纪，新罗北进的势头大增。据《罗纪》载，公元505年（智证王六年）置悉直州（今三陟），512年（智证王十三年）置何瑟罗州（今江陵），556年（真兴王十七年）置比列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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