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五部最后形成的时间还要早一些，其契机则是王子好童的出游。《丽记》载，公元32年（高句丽大武神王十五年，东汉建武八年）夏四月，高句丽王子好童“游于沃沮”，恰巧与“乐浪王崔理”相遇，崔理便将女儿相许而结成婚烟，于是就发生了好童设计袭取乐浪国的故事，高句丽终于在公元37年灭掉了崔理的乐浪国。关于这件事，学界罕有正确的理解，有的外国学者借口“崔理的乐浪国”来否定中国在朝鲜半岛设置乐浪郡的事实。20笔者认为所谓“崔理的乐浪国”乃是公元25年乐浪东部都尉汉朝地方官趁乐浪郡混乱之机而在“岭东七县”建立的割据政权，因笔者另有专文谈及，故此从略。21但需要强调的是，高句丽通过与崔理之国打交道，了解了东沃沮（武帝所建玄菟郡之故地，今朝鲜咸境南道）的情况，虽灭掉乐浪国后又将该地移交给了东汉，但为后来高句丽向该地发展开辟了道路。许多迹象表明，高句丽人最早是通过五部中的东部（今慈江道地区）而逐渐了解朝鲜半岛的，好童的沃沮之行，走的应是后来丘俭派王颀尾追高句丽王位宫逃亡的道路。22据《丽纪》载，早在公元30年（大武神王十三年）秋七月买沟谷（北沃沮）人尚须及堂弟于刀等就曾来投高句丽；公元47年（闵中王四年）九月，“东海人高朱利献鲸鱼目，夜有光”。由此可见，无论北沃沮还是南（东）沃沮，自大武神王在位时就与高句丽有了来往，有了经济交流。及太祖王执政第四年秋七月，高句丽便派兵“伐东沃沮，取其土地为城邑，拓境东至沧海，南至萨水”。“沧海”无疑是今之日本海。大概在此后不久，高句丽又征服了北沃沮。《丽纪》载：“（太祖王）四十六年（公元98年）春三月，王东巡栅城，至栅城西山，获白鹿。及至栅城，与群臣宴饮，赐栅城守吏物段有差，遂记功于岩，乃还。”太祖王五十年（公元102年）秋八月，高句丽“遣使安抚栅城”。
关于“栅城”之名应作何种理解，学界大致有两种说法。其一，认为“栅城”即“置城”的音转，其理由是：《三国志·东夷传》中有“北沃沮”一名“置沟娄”和“沟娄者句丽名城也”的记载，故而“置沟娄”即“置城”，“置”与“栅”为一音之转。23其二，认为“栅城”就是用木栅建筑的城，指出“此城最初并非以石头或泥土筑成，而是以设大量木栅为防御和规划的主要手段”。24笔者认为前一种说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后一种说法只是望文生义的附会之谈。至于栅城的故址为今何地，学界亦众说纷纭，其中就有朝鲜钟城说、25庆兴及镜城说、26俄国双城子说、27我国珲春城墙砬子城说、28珲春八连城说、29珲春温特赫部城说、30珲春萨其城说、31延吉一带的三城（城子山山城、兴安古城和河龙古城）说32等。笔者认为栅城为萨其城（又写作“沙齐城”、“萨奇城”）的说法是可取的，其理由主要有二：其一，从城名来看，“萨”、“沙”与“栅”音近，“萨其（奇）”与“栅”的内在联系如同“朱理真”与“肃慎”或“女真”一样，皆为音近而异写，在本音的快、慢之读时，音节的译字有所多寡；其二，从《丽纪》所云“王东巡栅城……遂记功于岩”来看，萨其城是山城。栅城在今珲春境内是无疑的，不可能在离海较远的地方。
关于沃沮被高句丽占领的情况，在考古学方面已得到证实。从考古界提供的可靠资料看，高句丽在延边的古城址主要分布在延吉（城子山山城、兴安古城、河龙古城）、龙井（土城屯古城、仲坪古城）、珲春（石头河子古城、萨其城、温特赫部城）一带，而其它县市的高句丽遗存并不明朗，说明高句丽在北沃沮地区的控制面还是相当有限的。所谓北沃沮，即考古界所云“团结——克罗乌诺夫卡文化”分布区，它包括我国的延边地区、牡丹江地区东部直到俄国滨海地区以及朝鲜半岛的东北地区。朝鲜半岛东北地区的高句丽古城主要集中在咸镜南道北青一带，如青海古城、居山山城、龙田里山城、安谷山城等。
从史书的记载看，东秽纳入高句丽的统治区是比较晚的。《三国志·东夷传》载：“（氵歲）汉末更属句丽。”《后汉书·东夷传》则载：“（元初五年，高句丽）复与貊寇玄菟，攻华丽城。”《丽纪》太祖王六十六年（公元118年、东汉安帝元初五年）亦载：“夏六月，王与（氵歲）貊袭汉玄菟，攻华丽城。”这里的“（氵歲）貊”应指沃沮而言，而“华丽城”则是今朝鲜咸镜南道永兴一带，原为岭东七县之一，是东汉乐浪郡地区“县候”所在地。由此而知，元初五年时华丽城尚未纳入高句丽的势力范围之中。但大约过了数年之后，东秽终于落入高句丽之手。《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下简称《罗纪》）载：“（祗摩尼斯今）十四年（公元125年、汉安帝延光四年）春正月，靺鞨大入北境，杀掠吏民。秋七月，又袭大岭栅，过于泥河。”这里的“靺鞨”应指沃沮和东秽。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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