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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宗族聚居的历史变迁与南北方宗族聚居的差异(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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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3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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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南方宗族发达地区村落规模常常小于北方村落的一个原因。
应该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外部冲突都会增进宗族聚居及宗族势力。前述所谓外部冲击强化内部团结的说法更适合于经常性的、规模和激烈程度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冲突。经常性的小灾小难有助于加强宗族的内部团结，强化宗族聚居。而偶发性的大灾大难则会打碎原有的人际关系网络。正如俗语所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夫妻尚且如此，父子、兄弟亦然，遑论其他同族。宗族间的冲突恰恰通常是经常性的、规模和激烈程度适中的冲突，因而能够促进宗族聚居。此外，与集一村一力能够予以抵御的小股土匪或其他外来势力间的冲突常常也能够增进宗族聚居和宗族势力。大规模的、极端惨烈的外部冲突则可能消灭宗族或迫使其迁移他方。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南北方之间差异同样有利于形成宗族聚居南盛于北的格局。在历史上，北方地区曾多次遭到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和长期占领，及其他大规模战乱，战乱中，一部分原有的强宗大族被驱走，另一部分则被打破甚至消灭，从而造成了多姓混居的局面。而在明清时期人口重建过程中的人口迁移中，基本上没有举族迁移者。与南方相比，北方人口不仅人口迁入相对较晚，而且在人口最初迁入时，迁入地本身就不具备聚族而居的习俗，迁入方式更是以小家庭和个体为主。从而在一开始就没有形成一个宗族聚居一处并在与其他零散家庭和弱小宗族冲突中占据优势的强宗大族，在宋以后新式宗族形成发育的起点上，北方在宗族聚居和宗族势力方面便输于南方。证之于南方一些人口迁入较较晚的地区，亦可得出同样的结论。如华中的湖北省，其宗族聚居程度就弱于华南和华东大部分地区，而四川的宗族势力则更弱。这两个省份与北方大部分地区类似，在人口重建时的起点上，不如南方其他地区那样更有利于宗族的发育成长。
3、经济实力、组织力量与意识形态
组织与财富的取得是互为因果的。一方面，获取更多的财富是人们组织起来的一个重要动机；另一方面，有了财富的支持，人们就有可能更好地组织起来，没有财富的支持，就很难形成和维持一个强大的组织，宗族组织也是如此。弗里德曼认为水稻种植区更易形成较强宗族的原因便在于，“首先，高生产率的稻作经济的剩余积累有助于共同财产体系的运行，反过来，共同财产又推动了大的继嗣社区的发展”。日本学者石川滋也曾引述这一观点：“关于中国南方宗族制度以及族田发达……；另一种见解是，南方农业发达，较富裕，因此容易产生形成族产的剩余”[84]。除了农耕外，在传统农业社会中，财富的另一重要来源是商业。唐力行、叶显恩在对徽州和珠江三角洲宗族的研究中指出，商业的发展对这两个地区宗族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在这两个地区，一方面，宗族力量对商业发展提供了支持，另一方面，商业的发展也加固了宗族社会的经济基础。购买族田、修谱建祠、兴办族学、救助族中贫困者以及其他各种宗族活动，均得益于商业利润的支持[85]。显然，自宋代以来，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完成之后，在支持宗族聚居和宗族势力发展的经济基础方面，同样是南方强于北方，无论农业、还是商业，南方均较北方更为发达。
宗族的发展和兴盛之势的保持，除“豪家巨室之资”外，还需要有“达官大人之势”[86]以及有组织才能的人才为其提供组织力量。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科举制下，科举兴盛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地区为宗族发展提供的“达官大人之势”和组织人才的情况。或者说，取得功名者及取得较高官职者的多寡也构成了南北方宗族兴盛程度差别的一个原因。丁文江用二十四史上有传的历史人物作了一个各省人才分布的统计，求证宋代以前中国文化的重心在北方，而“江苏、浙江两省在南宋以后，变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做同类人才之地域分布的研究者还有朱君毅、张耀翔、潘光旦等，结论大致与丁文江相同[87]。由于在官本位的传统中国，史上有传者多为有官职者，而且官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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