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中国古代宗族聚居的历史变迁与南北方宗族聚居的差异(二) |
 |
时间：2009-7-24 13:45:38 来源：不详
|
|
|
必要的社会秩序及提供必需的公共品，也需要政府更多地介入。在国家政权组织与民间组织的权力博弈过程中，强宗大族的存在同时也抵御了政府过多的侵入，使得国家政权组织只能对之加以利用，而不能随意地加以摆布。而且，政权组织与宗族的利用是相互的，宗族可以利用甚至控制地方政府，进一步增加宗族的势力。或者说，在有现成的宗族组织的情况下，由于宗族组织的抵制，国家进行直接控制的成本较高，而利用宗族实行间接控制的成本相对较低。相反，在没有现成的宗族组织的情况下，要利用宗族组织进行间接控制需要先培育宗族组织，因而成本很高，而由于没有宗族组织的抵制，国家可以直接面对原子化的小农个体，直接控制的成本却较低。在中国的南北方之间，由于距国家政治中心的距离和原有宗族聚居程度和宗族势力强弱不同，国家在实际上采取的了不同控制方式，不同的控制方式又对宗族的发展产生了反馈作用，进一步强化了南北方宗族聚居格局和宗族势力的差异。
进一步地分析，如果我们将社会中的各种组织分为四个层次：个人、家庭、中间组织和国家，则可以发现一个很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在构成社会的若干层次相对强弱上，通常是相邻层次具有替代关系，也即在相邻的层次上，各个层次常常是一强一弱，如家庭较强，则个人和中间组织一般较弱；而在隔一层次之间则存在强弱互补的关系，即一个层次较强，则隔一层次的组织也较强。如个人较强，则中间组织通常也较强。在相邻层次的组织之间，低层次上的组织力量是高一层次上组织的分裂力量，高层次的组织是低层次组织的抑制力量。在中国的南方，存在着较强的，作为中间组织的宗族，而小家庭和国家政权组织相对较弱。在北方，则是缺乏中间组织，而小家庭与国家政权组织较强。[101]
[参考文献]
[1]郝懿行.尔雅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2]曾謇.殷周之际的农业的发达与宗法社会的产生.食货,1935年，第2期；程德祺.原始社会初探，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
[3]李玉洁、黄有汉.论仰韶文化的家庭形态，先秦史论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
[4]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5]陶希圣.婚姻与家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6]司马迁.史记（卷17），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7]陈寿.三国志․魏书（第二版），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8]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9]李昉等.太平御览（卷335），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10]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11]冯尔康.简论清代宗族的“自治”性，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12]大清律例.田涛、郑秦点校本，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
[13]大清会典事例（卷811），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
[14]张宏明，宗族的再思考，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6期。
[15]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刘志伟.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中国族谱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萧凤霞.宗族、市场、盗寇与蛋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叶显恩.徽州和珠江三角洲宗法制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
[16]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刘志伟.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中国族谱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萧凤霞.宗族、市场、盗寇与蛋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叶显恩.徽州和珠江三角洲宗法制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
[17]冯尔康.中国宗族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
[18]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版，1985年，第392-399页。
[19]唐力行.明清徽州的家庭宗族结构.《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20]房玄龄等.晋书·慕容德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
[21]房玄龄等.晋书·苏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22]房玄龄等.晋书·苻坚载记(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
[23]房玄龄等.晋书·祖逖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24]李昉等.太平御览(卷335）.北京:中华书局，1960。
[25]杜佑.《通典》(卷三)，《食货典·乡党》，北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