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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宗族聚居的历史变迁与南北方宗族聚居的差异(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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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3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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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越高，越可能载入“青史”，因而，这种统计的结果自然也反映了南北方取得高官职，从而具有较高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者多寡的差别。有功名、任官职者的宗族更容易聚居并组织起来的原因是多重的。首先，“有功名者有扩大亲族关系的倾向，这反映了地位上升，交往的需要增加”[88]。“对于一个有较高社会地位的男人来说，有必要与婚姻家庭之外的网络保持广泛联系”[89]。因此，“在多少个世纪内，许多刚刚出了名的人，首先要干的最重要事情之一，就是出钱雇专家成立家谱事务所，调查和追溯与自己宗族有关的所有分支之间的联系”[90]。其次，这些人为宗族提供了组织力量，他们既懂得如何组织宗族活动，有组织才能，也在宗族成员中有足够的威信。即使他们不亲身参与宗族活动的组织工作，也可提供建议和支持。再次，这些人的收入较高，从而有能力为宗族活动提供财力上的支持。从各地方的方志、碑刻、谱谍等资料可以看出，很多南方宗族的族田、祠堂等族产是由当官的宗族成员提供资助的。这些人本身的地位以及与整个官僚体系的联系，也可以为整个宗族提供一定的保护，使其免受当地官府或其他强族的侵扰。此外，宋以后，程朱理学占据了主导地位，追求功名过程中所受的教育也鼓励其为宗族的兴盛和宗族活动做贡献。
宗族聚居的强弱还受有关宗族的意识形态或观念层面文化传统的影响。而在这一方面，同样为南方宗族的发展提供了远较北方更为优越的条件。显然，在构成整个中华民族的诸多民族中，汉族远较绝大多数其他民族更为重视宗族。而在现代的汉族人口中，实际上渗入了许多少数民族的血液和文化。颜之推所谓“南染吴越，北杂夷虏”，说明南北方的汉族人口中均溶入了大量少数民族的因素。但是，在汉族与其他民族的融合过程中，不同地区后来形成的文化成份是不同的。一般说来，与南方相比，在北方人的血液及其文化传统中，溶入了更多北方少数民族的因素。自古以来，华北和西北地区，就经常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并且在南北朝、五代十国、南宋、元、清时期均处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北方少数民族迁入的结果，不仅引起“化胡”的过程，也使北方原有汉人“胡化”。从而也淡化了聚族而居的习俗，减弱了在后续发展过程中，宗族形成的意识形态基础和文化动力。相比之下，南方汉族聚居区的人口中，溶入少数民族因素则少于北方。首先，虽然在上古时期，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原本是少数民族聚居地，但在汉族人口南迁过程中，很多少数民族并未与迁入的汉族融合，而是受汉族人的挤压，向西南地区迁移，形成了现代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其次，与北方不同，在南方的各民族融合过程中，汉族人不仅在文化上，而且在政治、军事上处于强势地位。因而，在融合而成的文化中，保留了更多原来中原地区汉族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而在宋以后南北方各自内部的人口迁移中，由南方早期迁入地进一步迁往其他各地的人口中，有着更为浓厚的宗族意识。而由北方人口密集地区迁往北方其他各地的人口中，宗族意识则已经淡薄，在迁入地人口重建的始点上，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也就相对薄弱。
汉族人的宗族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不仅体现在民间，而且体现在受国家政权支持的正统意识之中。作为中国传统正统意识形态的儒学源于北方。但自宋以来，随着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儒家文化同样也呈现出了南强北弱的格局。作为宋以后新式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的宋明理学也发源于北方。正是中原理学家张载、程颐率先主张恢复古代的宗法制，倡导设宗子，建家庙，立家法。但对宋明理学的形成贡献更大，对后世影响也更大的朱熹则是南方人，并且基本活动于南方。自此之后，南方宋明理学式的儒学及其教育一直是南方强于北方。宋代儒学的复兴最初起于北，终则盛于南。如前所述，在科举兴盛程度的南北方差异上也体现了这一点。
五、国家政权组织与宗族聚居
不同地区宗族聚居程度不同，宗族势力强弱各异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国家政权组织与宗族的关系。从丛向的历史过程说，就整个中国而言，国家政权组织与宗族关系是变化的。这种关系显然会对宗族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宋至清代，总体上说，宗族与政权组织是一种相互合作的关系，国家统治者视宗族为维持社会秩序，执行某些政权功能的工具，历代政府对宗族采取了宽容乃至鼓励的政策。但宗族与政权组织也时常发生矛盾、冲突，对政权组织的某些行为起到一定的替代和抑制作用。当宗族活动干扰了国家行政，构成对政权组织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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