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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宗族聚居的历史变迁与南北方宗族聚居的差异(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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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3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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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威胁时，国家就会对宗族采取抑制政策。这种“国家的宗族政策”正是宋以后与以往具有不同形式的宗族在中国一些地区兴起的原因之一。
不过在一些人看来，在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范围内，国家的政权制度、政权组织性质、结构，国家推行的政策、政令，乃至国家支持的正式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因而，在有关宗族聚居地域差异形成原因的一些文献中，没有考虑到“国家的在场”。值得欣喜的是，在近年的文献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国家-社会”的关系，并将国家-社会关系的分析引入宗族问题的地域性研究之中。例如，科大卫、刘大伟、萧凤霞、郑振满、王铭铭、叶显恩等人在其有关华南宗族的研究中均注意到了“国家的在场”，在他们看来，华南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宗族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民众与国家及正统意识形态认同的过程。同时，他们中间的一些学者也认识到，在不同地区，国家的作用，国家政权组织对宗族的发展具有不同影响，特别是科大卫，甚至宣言“告别华南研究”，到华北等其他地区去，看看不同于华南的例子[91]。赵世瑜在对华北的研究中则明确指出：“做华北的研究又特别要注意国家的在场。自从“国家与社会”的问题被纳入社会史学者的分析范围之后，即使研究边陲的历史学者或人类学者也都特别注意国家的或者官府的力量投射，政治事件和国家制度以完全不同的身分重新进入“新史学”的眼帘。这对于华北来说，又有不同的意义。”[92]
统一的国家政权组织对一国内不同地域的社会生活，对宗族的发展具有不同影响的原因在于：第一，统一的国家政权组织有可能对不同地区，实行“因地制宜”的差别性政策乃至具体的制度安排。第二，一致的正式制度安排及相同的政策在运行和执行中的差异化、地方化。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统一的制度、政策，到了各个地方，就不再是严整一致的朝纲，经下面“对策”的修订，就会表现出千姿百态的地方特色，从而对的宗族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应该指出的是，这两个原因实际上存在很大的相互性。在制度演化和政策制定的动态过程中，“因地制宜”的制度和政策的常常是在相同的制度和政策产生了差异化的结果之后，经过调整而生成的。第三，不同的地方官员在价值取向、性格、能力上存在差别，因而引起不同地方的制度、政策及其执行上的差别。但是，这种个性的差别及其影响具有更多的偶然性，而不具有系统性，因而难以加以科学的分析，从而难以用来解释地区间宗族聚居和宗族势力的差异。因而，本文集中分析上述前两点。
从国家政权组织特别是集权政权的取向上说，总是希望并力图更直接、更完全地控制社会，并且希望并力图由中央政府进行直接控制。当国家对社会能够有效地进行直接控制时，就不会有目的地利用宗族一类的组织进行间接控制。但是，由于控制是有成本的，国家政权在对社会进行直接控制时，需要国家直接地支付成本，因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总是有限的。因此，国家也常常会利用社会中间组织进行间接控制，而在传统农业社会的中国，很缺乏其他中间组织，宗族就成了被国家利用来控制社会的一种中间组织。
在中国这样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中央政府还必须通过地方政府来进行控制的。由于对于南北方两大区域来说，省以下各级政府间关系具很大的类似性，我们可以将分析简单化为两个层次：一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二是地方政府对各地社会的控制。在中国二千余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控制是逐渐强化的。在将中央政府的意志贯彻到远离京城的地方上，宋以后的中央政府显然比宋以前的中央政府更为有效。与以前的历代相比，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能够更好地体现皇帝及中央政府的意志，代理皇帝及中央政府对地方进行控制和治理。特别是，自宋以来，军事制度的演进削弱了地方政府与军队的联系，强化了中央政府对军队的控制；科举制的建立和随后的不断完善，打破了地方豪强氏族对官职的垄断；异地任官的制度割断了地方官员与地方势力的亲缘、地缘关系。与此同时，选官制度的“标准化”，以及县以上官员皆由皇帝亲自任命并实行回避制度的任官制度，消除了由于地方官员的地域来源和个人素质差异可能造成的南北方政府行为的“系统性偏差”。
但是，在中国的南北方，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上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从总体上说，在二千余年的历史中，一直是北强与南，北重于南。
从地缘政治学上看，距政治中心越近，则国家政权组织对社会的控制力越强，控制成本越低，越能进行有效的控制。在中国这样国土广大的国家，距政治中心的距离差异很大，由此产生的政权组织对民间社会控制力的差别也很大。尤其是在交通不很发达，信息传递慢传统农业社会时期。尽管自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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