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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宗族聚居的历史变迁与南北方宗族聚居的差异(二)

时间:2009-7-24 13:45:38  来源:不详
秦以来,中央政府便一直大力建设和维护全国交通驿道系统和与之相配套的人、畜力和设施,但“天高皇帝远”的南方与“天子脚下”的北方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自秦统一中国后的二千多年来,中国南北方在地缘政治学上的一个重要差别就是,除明初时短期建都南京外,从来没有真正统一了中国的政权将京城设在南方。尽管在中国经济史上,在宋代就完成了经济重心由北南移的过程,但政治中心却一直是在北方。不过是发生了政治中心由西向东的转移,而自元代以来,统一的中国首都一直设在北京。[93]
 
  当然,地方政府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强弱与距中央政府地理距离的远近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地方政府处于中央政府与其所治理的地方社会之间,要有效地实施对地方社会的治理和控制,一方面需要取得中央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需要获得地方社会的认可。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作为集权制度下的中央政府,当然愿意支持地方政府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但是,中央政府提供这种支持的意愿强度、能力大小、成本高低也与各地距离京城的远近有关。显然,发生动乱或出了麻烦的地方离京城越近,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就越直接,越迫切,中央政权也越容易迅速地发现所发生的事件,并感受到其所造成的威胁。相反,发生同等动乱或麻烦的地点距离京城越远,越难以对中央政府构成直接的威胁,越难于迅速发现事情的真像。事实上,在那一时代,信息传播速度远远慢于现代社会,某些发生在边远地区的事件,可能在传到身处京城的最高当权者耳中时,事件业已平息。耗费巨大的信息传递成本将向这种信息传到皇帝耳中,其效果很可能被皇帝认为是“徒乱人耳”,对事件发生地的官员常常是费力不讨好的。因此,距离京城越远,一旦发生动乱,地方官员向中央政府隐瞒事实真像的动机和成功隐瞒的可能性也越大。所有这些,都会使中央政府在对距离京城距离远近不同的地方政府提供的支持上产生差别,并进而影响地方政府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力。与北方地方政府相比,在与民间地方势力发生冲突时得到中央政府支持较少的南方地方政府无论在与地方势力对抗的意愿和能力上都会弱于北方的地方政府。而政府对社会所实施的控制力越小,民间势力争取独立自主的意愿和相对势力越强。正如科尔曼所引述的亚利克西斯.德波维尔所说:“革命并非总是在形势恶化之时爆发。与此相反,通常革命发生的时机是,长期忍受暴虐统治的人们突然发现政府正在减缓压力,因此,人们拿起武器,加入反抗政府的行列”[94]。按照科尔曼的观点,当人们预期与政府不合作甚至对抗不会受到严重的惩罚,甚至会取得政府的某种让步或容忍,进而获得一定收益时,更容易引起人们的不合作或对抗行为。
 
  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当地社会的具体情况,也就是当代人经常说的省情、市情、县情等。地方官员新到一地任职,必先了解当地的自然状况、经济情况、风俗人情、社会网络等,古今同此一理。其中,当地民间势力的组织力量无疑会对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力、影响力以及控制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如前所述,中国的南北方在社会结构上的一个重要差别是家族聚居和家族势力强弱的不同。家族势力常常会与政权组织合作,甚至成为政权组织的基础。例如,在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权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门阀氏族基础上,门阀氏族也是政府官员的主要来源。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晚期的明清两代,家族与国家政权组织也存在相互支持的关系。弗里德曼就曾经指出:“无疑,中国东南宗族能够独立存在的关键之一在于宗族精英与国家官僚之间的连接。……国家无须花费任何官员的薪俸而允许宗族领导者呈现强烈的官僚色彩,国家减轻了它对宗族的控制。”[95]
但是另一方面,家族势力同时也是政权组织特别是地方官府和官员的一种异己的力量,对其起到某种制约或制衡作用。在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北方地区家族势力普遍而强大的传统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早期,这种作用尤为显著。例如,汉代的士族知识分子对皇权就保持着一种独立性,而这种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氏族门弟来支持的。徐复观就曾指出:“知识分子的门弟,保证了知识分子对政治的独立性。……他们并不随朝局为浮沉……。他们凭籍自己的门弟,睥睨朝廷,并不变为某一朝廷的寄生物。所以六朝士大夫,多带名贵气。”[96]。孙国栋也说:“自西汉至隋唐,知识分子于社会上别有根基,进可以列身朝廷,退可以立身社会。……。西汉至隋唐知识分子的社会最大的根基就是当时的士族。”[97]。而到了传统农业社会的晚期,大量的中国知识失去了氏族力量的支持,“他们丧失了东汉士人的不畏强御的忠贞气节……。在消极方面,他们还不敢再发陶渊明之类的脾气”[98]。失去了家族力量和独立经济来源支持的知识分子,成了必须附于“皮”的“毛”。正如在前现代化时期欧洲的那些具有自己的领地,并且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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