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世界类如《康熙满文东半球西半球图》、《康熙亚西亚洲图》、《康熙欧罗巴洲图》、《康熙南阿美利加洲图》、《光绪五洲列国图》；中国类如《康熙皇舆全览图》、《雍正十排皇舆全图》、《乾隆十三排皇舆全图》《大清一统舆图》；分省类如《康熙福建舆图》、《康熙西藏全图》、《康熙四川全图》、《乾隆台湾地理全图》；地区类如《康熙四川至打箭炉图》、《康熙蒙古肯特山图》、《雍正滇东新辟苗疆图》、《乾隆西域舆图》、《乾隆土尔扈特及叶尔羌喀什噶尔阿玉锡图》、《光绪外蒙古喀尔喀四部图说》、《光绪四川卫藏沿边全图》、《光绪伊犁全境图》；边界类如《乾隆西藏廓尔喀交界图》、《同治腾越缅甸中外交界图》、《光绪伊犁中俄分界图》。
（十）水道方面画图，可分为江河、海界和运河3小类。
江河类如《康熙星宿海河源图》、《康熙长江全图》、《康熙嫩江松花江黑龙江水源图》、《康熙永定河河源图》、《康熙乌苏里江流域图》、《康熙牙鲁藏布江图》、《乾隆黄河源图》；海界类如《康熙澎台海图》、《康熙东洋南洋海道图》、《康熙广东沿海图》、《雍正浙江海塘图》、《光绪山东海疆全图》；运河类如《乾隆运河全图》、《同治山东运河图》。
二 画图在清代大量出现的原因
史学研究中重视画图作用的历史相当长久，但能产生上述门类丰富、数量众多的画图，却只有在清代。应该说，这是清代社会发展的某些特殊之处所导致的。
首先是生产和社会发展的需求。
在清代画图中，有许多江河图、河工图。清朝自康熙始，各代都极为重视治理江河。康熙治河能取得良好的成绩，除了亲视河工、用人得当、规划合理等政策适度外，一些技术性工作处理得好也是重要原因，河工图的绘制就是其一。1672年（康熙十一年），他要求臣下绘制河图，以后南巡，无不命河臣画图进呈，并将河图与实情相互参看。如1707年第六次南巡时，指责河督张鹏翮：“朕今乘骑从清口至曹家庙地方详看，……与尔等进呈图样迥乎不同，且所立标准开河，不独坏民田庐，甚至毁民坟冢。”[1]从而及时调整河工。
为根治水患，康熙还特派侍卫拉锡率员前往青海，寻找河源。由此而产生了清代第一幅河源图——《星宿海河源图》。此图成为人类历史上首次勘测黄河之源壮举的直接证据。
乾隆朝河图的绘制，同样是治河活动的产物。如1736年（乾隆元年），黄河水大涨，南河总督高斌与淮扬京员夏之芳就疏睿毛城铺以下河道发生争议，为申明已意，高斌特绘河工图呈进乾隆帝，帮助乾隆做出正确的判决。30年后，河道总督、高斌之侄高晋在其所绘《乾隆三十年江南河工图》上还提到此事。
其次，清廷的政治需求。
战后绘制记实性的纪功图，即紫光阁张挂功臣像，在乾隆朝渐成制度。它的创立就是画图与政治的结合。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开始修葺清朝阅视武进士的西苑紫光阁。其中一个内容，是绘制在平定西域之战中立有战功的大学士傅恒、定边将军兆惠以下100名功臣之像，这些画像几乎等人高大，又是记实性，很令观者特别是前来觐见的哈萨克部首领霍集斯产生敬畏感。而这正是乾隆皇帝绘制这批画的目的。
为实现政治目的而绘图还反映在晚清紫光阁张挂平太平天国、捻军等战图上。据载，1885年（光绪十一年），“紫光阁成。朝命征取粤匪、回、捻三案战迹并功臣真象，设功臣画馆于京师。”[2]曾国荃1886年致李鸿章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因被绘功臣像而对清廷的感激涕零之情[3]。从这个角度说，慈禧下令要绘制这批战图是达到了目的。但跨越三朝的三次战事的战图，在时隔20年后一次设馆绘制，动因绝不会是仅仅为了所谓的“循制纪功”，拢络有关臣子，更重要的，还是慈禧面临“归政”，欲利用西苑紫光阁的政治功能，以“归政”之身，行使太后垂帘之权。
第三，国际贸易的交往也是一个重要的动力。
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促使传教士远行，将清朝与世界逐渐联系起来。以世界地图为例，在中国出现的第一份绘有东西半球各国的世界地图，是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带来的；而第一份为中国官方所确认的世界地图《满文东半球西半球图》，也是由清康熙时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所绘制。18世纪以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渠道，就不仅是传教士，更多的是中西贸易。西来的商人为更深入地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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