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绘画以及相关的技术手段更为丰富。

清代画图不仅内容包罗万象，而且记实性突出，形象肖似逼真。以西洋焦点透视技法在中国的使用，对绘制记实性绘画图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下，一批身怀高超画艺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其中不少人成为清廷的御用画家，他们的技术成为清廷以画笔为重大事件作记录的重要手段。如1754年（乾隆十九年），额鲁特蒙古的杜尔伯特部首领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因反对准噶尔部首领达瓦齐等人间的争斗，归附清朝，到避暑山庄谒见乾隆皇帝。那幅著名的表现乾隆接见杜尔伯特三车凌王公的《万树园赐宴图》，就是法国传教士画家王致诚奉命亲临盛典后所绘[4]。19世纪中期照相技术的发明，为写实提供了更加方便的手段。现存于世的大量由西方人士在中国拍摄的照片，也真实地记录了一些重要的历史场景。

第五，清帝对记实性画图的偏爱。

清帝青睐于记实性绘画始自康熙，盛于乾隆。今天所能看到的清朝最早的大型记实性绘画，应为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开始绘制的表现康熙皇帝第二次南巡盛况的巨幅纪事画卷《南巡图》。据美术史学者研究说，此图的出现，是对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继承[5]。笔者以为，《南巡图》得以出现的条件，除了有这种艺术形式可以继承外，也与皇帝本人的需求有关。《南巡图》作者之一冷枚是钦天监五官正焦秉贞的学生。焦秉贞的西学素养相当深厚，他曾于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承圣意绘制表现农作与桑织过程的《耕织图》。图中人物虽不着清装，但它的特点带有“显著的西洋画派影响风格，特别是采用了透视画法，消失点放在视图前方，与中国传统画法有所不同。宫廷画家焦秉贞大概是受到钦天监西方传教士的画法影响。”[6]康熙也明确指出过焦秉贞的画，“深明测算，会悟有得，取西法而变通之。”[7]这些至少可以表明康熙皇帝确曾受西学影响而对记实性绘画产生了兴趣。

记实性绘画特别是战图的绘制到了乾隆时期大张其盛，与乾隆皇帝本人对此持长久不衰的热情相关。在当时传教士写给欧洲同仁的信中对此有直观的描述：“王致诚在热河50多天，用了40多天的时间作画，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他要完成22幅油画，4幅巨画，还要参加那么多的庆典和礼仪活动……他累得筋疲力尽，等他回到北京时又瘦又苍白，背也弯了，简直认不出来了。”[8]仅避暑山庄会见蒙古王公一个典礼，乾隆就要求画出那么多幅记实画，那么，我们对乾隆朝能够出现完整的所谓十全武功战图，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平定西域战图册》除彩绘画外还有铜版画。为追求真实逼真的效果，乾隆竟不惜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通过广东洋行与法国东印度公司签订合同，将画稿送至法国制做铜版。为此，还“先付花边银五千两作定，如工价不敷，俟铜版带到之日照数找足。”因为是“钦定”之画，合同中特别调强“此系传办要件，务须雕刻工夫精致如式，办就依期带到，越速越好。”[9]

上述清代画图出现的种种原因，让我们得以从生动的画图中，贴近清代的的历史。

三  画图在清史研究中的作用

清代画图是清代历史留下的遗迹，当然是清史研究资料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文字记录更直接，因为它常常是一种“写照”。比如反映江河湖海的《黑龙江江源图》、《永定河河源图》、《旅顺海岛图》等，虽然由于技术上的原因，绘制未必准确，但是比起对此类事物的文字描述，可能更直观、易解、准确。又如就研究战法和兵器来说，众多的战图对兵器、阵法、防御设施的描绘，应当远比文字的记述直观、易解、准确。再如对于清代重要人物的描绘，用画像来表现跟单纯用文字来描述，必然有很大的差异。由于画图的上述特征，它对清史研究的价值，至少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提供支持。

（一）在某些方面，无图无以立史。

有些领域的研究，似乎是离不开画图的。清代艺术史研究的作用自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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