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画图可以弥补文字史料的不足或提供佐证。

清代对某些史实的记载，因种种原因过于简略，影响研究的深入。有的画图却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有的则可成为历史事件的重要物证。

如对清代统一台湾问题的研究，康熙朝绘《福建舆图》具有重要的价值。这是一幅绘制精细、篇幅巨大（640*640厘米）的地图。图上所绘福建城镇、山川、道路、关隘、城堡、山寨、岛屿、口岸等，形象细致。图中绘有台湾府及台湾、诸罗、凤山3县。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图中对厦门的标识为“厦门所”。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廷完成了对台湾的统一，第二年在台湾设府、县，三年后又将厦门的行政称谓“所”改为“厅”。显然，这幅《福建舆图》，可与清朝统一台湾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文字记载相互印证。

再如18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所谓“中学西渐”问题。这在国内的历史文献中仅有少量记载，如果我们看到欧洲贵族的卧室里装饰着中国人物的丝绸壁纸，餐具上绘有着中装洋人的图案，对中国文化在欧洲影响的认识，肯定会有更深的感受。当年西传的中国植物，像杜鹃花，今天在欧洲已广为种植，最初则是传教士们先绘制成图，再移植欧洲的。至今在巴黎吉美东亚艺术博物馆还保存着植物学家、传教士汤执中等人为法国皇家科学院画的中国花卉图。这些都是佐证中学西渐的重要文献史料[10]。

    （三）画图帮助解读文字史料。

由于有些画图为特定的需要绘制，有时可为我们解读文字记载提供帮助。

1729年（雍正七年）——1735年（雍正十二年），是清廷分西路北路对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用兵，实现多民族国家统一征战的重要时期。据文献记载，两路用兵共10余万，但具体部署情况并不清晰。故宫博物院藏《雍正皇舆十排全图》详尽地记载了当时的兵力部署：此图以北京为本初子午线，上自北冰洋，下至海南岛，东北临海，东南至台湾，西抵波罗的海里加湾。图上长城以内的重要关隘、卫、堡、城、镇、营、汛处，均被贴有黄签，并注有驻扎官兵人数。如“大同镇标及各处分协，马兵四千三百一十三名，步兵五千三百三十七名，守兵八千五百七十八名，共一万八千二百二十八名，内派往北路一千一百名，现存一万七千一百二十八名。”“甘州、凉州、肃州、宁夏、西宁、大通、安西等七处提外协标属及各处分协，共兵六万八千三百九十名，内派往西路一万四千五百名，现存五万三千八百九十名”等等。借助此图，我们对当时的用兵情况及清朝在西北防务，就有了感同身受的理解。

（四）画图为一些史实的研究提供线索。

画图有时还可以为研究提供线索。如对康乾时期北京的商贸研究，一般大都关注丝茶瓷等大宗门类，《万寿庆典图》所绘京城沿街场景，却告诉我们，“仁德堂南北川广地道药材店”、“福建烟发行”、“成衣铺”、“南北菜局”、“新丰号倾销银铺”、“广聚号信实通商银铺”等行业也是十分活跃兴旺的。这些均可成为清代经济史研究的着眼点。还有的画图产生的本身，就为某些课题的深入探讨，提供了线索。如国家图书馆藏《御赐四川全图》。此图上题有“御赐四川全图。四川巡抚臣年羹尧敬装。康熙戊戌年四月八日，积雪斋恭题”的款识。据载，这件图于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就已送达朝廷[11]。但是，年羹尧的“敬装”年却为戊戌年，即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这一年，时任四川巡抚的年羹尧，因察觉到策妄阿拉布坦在西藏策略动叛乱，上疏朝廷请亲赴松潘协理军务，而受到康熙皇帝“治事明敏”的嘉奖。为此，康熙还以巡抚无督兵责，“特授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12]年羹尧是清代一位重要人物。“敬装”《四川全图》一事，对了解他当时的境遇、心情和他与康熙的关系，应当有一定的帮助。

四  关于新修《清史》中画图的体例

     2002年国家启动了纂修《清史》的工程。鉴于清图数量与品类的丰富，及当前传统文本与电子文本的出版与阅读情况，国内专家大都倾向“在今天新修清史中，图的比重要加大，应该包括舆图、人物图、器物图、军事图、职贡图、生产图和生活用具图，既有传统画法的图版，也有近代西洋式油画，又有近代照片。此外，还可以增加相应的经济区域图、交通建设图、民族分布图等。图可以单独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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