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戴逸教授主持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至今启动已三年了。这部建国以来最大的清史研究项目，在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纪传体史书的基础上，于体裁体例方面有很大的创新和突破。其中内容，拟包括通纪、典志、史表、传记、图录等几大部件。自《清史稿》问世以来，国内外研究史表和用传统体裁撰写清史史表的学者十分稀少，故今日《清史·史表》的纂修工作面临许多难点。

本文拟就当前《清史·史表》的纂修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大家。

一、“史表”在《清史》中的地位与功能

自司马迁撰著《史记》之后，千百年来，“史表”作为纪传体史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体裁体例不断发展、完善，后人对其功能的理解和认识也越来越深刻。

《史记》作十表，昉于周之谱牒。《史记正义》载：“谱，布也，列其事也。”唐刘知几曰：“盖谱之建名，起于周代；表之所作，因谱象形。”所以自古以来即有“谱表”、“表谱”并列之称。明于此，即可理解为什么《史记》以来，历朝作表，繁简不一，无一定之格式，均以内容需要而定，与今日之表格记事，相去甚远。

以上是就表的形式而言。至于“表”之功能，纪传体中纪、志、表、传各部之间的关系如何？唐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曾言：“《礼》有《表记》，而郑玄云：‘表，明也’，谓事微而不著，须表明也，故曰表也”。也就是说，司马贞认为，表之功能，在于将不显著的史事用表之形式，明白清楚地表列出来。

唐刘知几曾提出：纪传体史书中“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既明确了纪、志、表、传之间的相互关系，又点出了“表”之作用，主要在“谱列年爵”。

《明史》总裁王鸿绪则曰：“纪、传、志、表本属一贯。纪，编年以载其纲；传，列事以详其目，礼、乐、兵、农、制度，纪传难以具录，则胪列沿革于志以成文；用人贤否不能备书，则疏除罢于表，以资考义。取相需，无庸矛盾。”

这里，王鸿绪又强调了“史表”的另一个功能，即通过“谱列年爵”来总结历代君主用人是否得当。

此外，史家赵翼在论《史记》中亦指出：“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史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也同样在论述纪、志、表、传之关系中，点明了“表”之作用，在于“以系时事”。

就上述诸家所言，明确纪、志、表、传本属一体，互为弥补，各有侧重，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若如前人所言，“列侯将相、王公九卿、功名显赫者，则系之以列传，其无积劳亦无显过，列传之不可胜书，而举措之迹有不容遽泯者，则于表中载之；又其功罪事实列传中有未能系备者，亦于表中见之”。将史表之功能，仅看作“用人贤否，以资考义”的工具； 或将表作为拾遗补缺，其罗列之内容仅为“微而不著”之事，如此，又似乎失之偏颇。

罗尔纲先生在总结《太平天国史》体裁时，曾批评司马贞，认为其所言“表的作用，是表明微而不著的事，这个说法是片面的”，并引用梁启超的观点，说明史表亦可驾御史之大事，即“凡遇复杂之史迹，以表驭之，什九皆可就范”，故表可将“复杂繁赜的史事为整饬，化乱芜的文章为简洁，且使读者一目了然，为功亦殊不小”。

近人傅振伦在评论《清史稿》时，更将史表的作用提到一个很高的程度，其言曰：“史之有表，盖所以提一书之纲要，为传记之总汇，节烦文而清眉目，亦綦重矣。”

为此，我们可将“史表”在纪传体史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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