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提纲挈领，为全书之纲要。也即前人所言：表之为用，“不仅旁行斜上，而在乎钩玄提要”，系“一代之纲纪”。尤其是《清史·史事表》上下两卷，在通纪8卷、典志39卷、传记22卷中，确应发挥“提一书之纲要，为传记之总汇”的作用。

2．补纪、传之不足。作史无表，则列传不得不多，传愈多，文愈繁，而事迹或反遗漏而不举。故万斯同言：“史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表立而后纪传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表，非深于史者也。”

3．眉目清晰，一目了然。由于史表体裁之特点，前述梁启超语，史表亦能将史事“化繁赜为整饬，化乱芜为简洁，使读者一目了然”，与全祖望在建议《明史》中增设“属国表”、“土司表”时所言，“其兴废传袭琐屑之迹，虽有列传可考，而眉目非表不著”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

4．准确完备，便于检索，为读清史者之工具书。章学诚在论述纪传体史书时曾言：“至于人名事类，合于本末之中，难于稽检，则别编为表。”正因为史表全、简、确、明的功能和特点，所以古往今来好的史表著作，均为人们案头的必备辞书。

5．文省事赅，节约篇幅。如果说，完整、准确是史表之生命，那简约无赘，便是史表最突出的风格。因此，简明划一、文省事赅，亦应是史表的重要功能之一，也正如傅振伦所言：“节烦文而清眉目，亦綦重矣”。

二、《清史·史表》编纂的几个问题

由于史学界同仁和史表编纂者对纪传体史表的功能和作用，认识不一或认识不到位，往往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集中在下列几个方面：

1．关于纠偏补课的问题

建国以来，由于现代章节体史书的盛行，史学界用纪传体体裁编写的史表成果十分稀缺，至于迄今尚在的、曾研究撰写过清史史表的作者，更是廖若星辰。这就使得清史项目启动以来，史表撰写体裁的调研工作明显不足，遴选史表项目主持人也遇到了种种困难。在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之后，各类史表虽已大部分立项，但包括史表组成员和各史表项目主持人在内的史表撰写人员，都还存在一个“纠偏补课”的问题。所谓“纠偏补课”，即首先，要从思想上重视传统史表的研究与撰写，改变以往或轻视史表，或只能查阅而不会编纂的窘况。与此同时，还需要深入了解什么是“史表”？传统史书中“表”的功能和特点是什么？传统史表与当代学者所著之史表（如台湾魏秀梅女士《清季职官表》）的差异及利弊如何？今天纂修《清史》应如何确定“史表”的地位？史表与通纪、典志、传记、图录等部分的关系如何？“史表”中的“人表”（即各类职官表、封爵表之简称，下同）应如何创新；“事表”（即《史事年表》与各类以个案为表列对象的，如《教案表》等，下同）该怎样书写，才能反映出新世纪清史的最高学术水平？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

2．关于换位研究的问题

由于绝大多数的“史表”项目主持人并未深入地研究过纪传体史书的“表”，所以很容易出现用已习惯的现代章节体史书的写法来作史表，这在某些“事表”项目方面，表现的较为突出。所以如何从纂修宗旨、体裁体例、选材界定、文字表达等各方面，从“史书”“史论”的思路，转化到传统“史表”的思路。即从专题史的研究，如近代教案史、中外不平等条约史、清季报刊史等，换位到用传统史表对某一专题的史实作表列概述。“史论”与“史表”，二者间多有不同，如前者为章节体或纪事本末体，突出的是观点和立论，要求是史料愈丰富愈好，论述愈缜密愈好；而后者则为纪传体中的史表，栏目、要素为先，重要的是界定、取舍，表列的是同类事务的相对独立的个案，要求的是全面、准确、言简意赅，一目了然。

3．关于《清史》各部件的关系问题。

由于上述原因，有的“史表”项目，总想在自己的表中解决更多的问题，故栏目设置过多，内容过于复杂，结果作了通纪、典志、传记该做的事情，自己的精华反倒被掩盖了。因此，明确《清史》各部门的功能和特点，摆正好自己的位置，各司其事，各负其责，是完成“史表”项目，避免大清史内容重复、叠床架屋的关键之一。

4．关于篇幅字数的问题。

不论“人表”还是“事表”，在立项之前，其成果的数字估算，颇为费事。因“史表”与纪传不同，其计算字数系以页面为准，又受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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