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汉伤痛，经久难消

——关于李延庚

李延庚的一生经历深刻揭示和见证了清开国时期，所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特别是敌视汉人政策所造成问题之尖锐性与严重性。

李延庚无疑曾是清统治者最为得意与放心的人物，然而他的行为却令清统治者始料不及而颇为难堪，他的人生选择及身后遭遇更发人深省。

李延庚，生年不详，死于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清文献上又作洋阿[36]、英格（yengge）[37]。辽东抚顺人，第一个投降后金的明朝降将，被后金招为额驸，称为抚西（抚顺）额驸的李永芳之长子。隶正蓝旗汉军。他备受后金统治者青睐，历任后金游击、参将，一直官至吏部汉承政。但实际上他并没为后金-清卖命，走的却是另一条道路。崇德改元后不久的十月十一日，便水落石出，因“通敌”罪被杀。

《清太宗实录》记载说：“先是刘兴祚逃时，牛录章京李延耿曾与同谋；及征大凌河，又令心腹家人往作奸细；随睿亲王、豫亲王征宁远时，延庚又从前屯卫遣一人通敌。至是事发，下法司鞫讯，三事皆实。诛延庚，籍家产给其弟。”[38]而《满文老档》在“及征大凌河”之前，记述为“先是，爱塔逃时，正蓝旗英格曾与同谋；达格（大哥）逃时，英格又与同谋。”[39]通敌罪比实录多一条。这些罪案中对他人生轨迹的勾画是较为符合实际的。因为他的所有“通敌”背叛之事迹，在明清史料中斑斑可考。而且，在上述“罪状”之外，他还有叛金之“前科”疑案。

早在天命七年（公元1622年），李延庚就被任命为游击，在辽南地区任职，成为后金建国初期汉人中屈指可数的头面人物之一。然而第二年，他便积极参与了刘兴祚的叛金归明之活动。深得后金信任的副将刘兴祚又名爱塔，虽然身膺管辖全辽膏腴之地的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即南四卫之重任，但却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精神。他对辽沈地区广大汉人遭受的悲惨命运，深表同情，对后金所推行的凶残暴虐的民族奴役与压迫政策，已忍无可忍。乃秘密组织民众准备叛离后金，进行集体大逃亡。而李延庚便是刘兴祚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与共谋者。这年年初，刘兴祚与明朝将领取得联系，约定于七月，明军“从海上渡师”，而己为“内应”[40]，以从后金手中夺回辽南四卫。不料因叛徒告密，努尔哈赤立即派遣大贝勒代善等率兵火速前往镇压。实行“屠城”[41]，“尽戮金、复等处辽民，逃者甚众”[42]。并“将爱塔及李永芳长子械去”[43]。李延庚就这样被捕了。李延庚、刘兴祚等被拘禁审讯时，矢口否认所谓谋叛之事，且由于只是叛徒一人之供词，没有获得其他证据，努尔哈赤只好指示代善：“勿绑缚抚顺额驸之子及爱塔之族人，著人看守解来，彼等之罪，尚未询明，不知本末，实属妄为。”[44]旋因查无实据，只得释放。但李延庚游击之职及受到牵连的其父李永芳总兵之职，均被解除。虽然不久李永芳总兵之职又被恢复，但失去了信任，终天命一朝，无所作为。李延庚的游击之职，却再也未能恢复，完全失去了努尔哈赤的信任。

李延庚再次在后金政治舞台上的出现，是皇太极继汗位之后。天聪二年（公元1628年）皇太极对李延庚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训谕：“李延庚，因汝父无兄弟，特选授汝以游击之职。要不忘养育之恩，竭诚报效。”[45]皇太极为扭转局面，解决因其父努尔哈赤厉行的对汉人仇视、高压及屠戮儒生的政策，所造成的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以安定人心，对汉人、汉官采取了较为宽容和开明的政策，加以争取。李延庚便是在这个背景下复出的。复出的李延庚之政治地位不断提高。五年（公元1631年）七月，后金设立六部，他被任命为吏部汉承政，相当于后来的吏部汉尚书。这之后在皇太极赏赐群臣时，他多次获赏，其名字甚至排在石廷柱、范文程之前[46]。八年（公元1634年）十一月，他由三等甲喇章京升为二等甲喇章京，即由游击升为参将。洵可谓官运亨通，这充分反映了清统治者对他的信任与重视。然而这一切均改变不了他反清归明的决心，当此之时，他的反叛活动也从未停止，并不加剧和升级。前引清廷判他死罪所列的四条罪状之有关事件，皆为此时发生。

这就是，天聪二年九月，副将刘兴祚巧妙设计逃离后金成功[47]，共“带同家眷男妇二百三十一名口”，到达明朝东江总兵所在地[48]。一个月后，刘兴祚之五弟刘兴治也成功地叛离后金而去[49]。次年二月，刘氏兄弟中之“大哥”即刘兴沛，也叛离后金而去，至长山岛（今辽宁长海）[50]。至此，刘氏兄弟全部顺利逃离虎口，原来这其中有李延庚之智慧及协助之力。所谓征大凌河（今辽宁凌海）之役，是皇太极亲自统兵的攻明之战，开始于天聪五年七月，而所谓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的征宁远，则是崇德元年八月间之事。这两次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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