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敦以自己智勇兼具的非凡努力很早就位居显要，成为建州统治集团里的重要一员。万历二十三年末（公元1596年初），朝鲜人申忠一奉命前往建州修好，回国后在呈给国王的报告中，记载了建州包括奴酋（努尔哈赤）、小酋（舒尔哈齐）在内的六处农幕（即托克索）之名称，其中在乔老（今辽宁新宾东南）的一处就是阿敦的农幕。该农幕周围还有女真五十余户[25]。这一现象表明此时阿敦在建州已居相当重要之政治地位。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努尔哈赤为向明朝表示忠心，特“遣子入质”，即将第七子阿巴泰送至广宁，承担护送重任的首要人物便是阿敦[26]。当八旗制创立初期，努尔哈赤所亲统的两黄旗，由阿敦与额亦都“总其兵，如中军之制”[27]。而阿敦受命统领的则是所谓“黄旗无画”[28]的正黄旗。可见努尔哈赤对其倚重之深。所以，努尔哈赤举行称汗建元大典仪式及首次攻明受降等把握大场面之重要任务，均授命阿敦承担。努尔哈赤对阿敦的信任与日俱增，不断委以重任。天命四年（公元1619年）后金取得萨尔浒战役的胜利，率兵援明的朝鲜统帅姜弘立被迫投降，阿敦受命多次与其交涉[29]。据《满文老档》所载，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闰二月八旗所属的230个牛录中，阿敦主管的牛录就有45个[30]，将近总数的五分之一。同年四月，他以“都堂”，即辽东地方军政长官的身份，受命与副将李永芳及汉人游击等一道，主持“将明国所定诸项章典，俱缮文陈奏，以便去其不适，取其相宜”。“另将辽东地方之兵员几何、城堡几何、百姓几何，以及木匠、画匠、匠役数目，亦皆具文奏报”[31]。旋又受命携同抚西额驸李永芳等官，“往沿边各堡，置官教民，设台放哨”[32]。这是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后为巩固统治以求长治久安，而进行的重大的战略部署。即准备效仿明朝，从明朝的典章制度的治国大法中寻求适合后金的内容，以确定后金的治国方略。努尔哈赤把这一重任以及详细调查以便掌握社会情况，并有效控制局面，以安定社会之任务交给阿敦。阿敦真可谓是身膺后金军国之重任。然而阿敦尚未及施展长才，为后金做出新的贡献，便大祸临头。

这年的九月十八日，阿敦被逮捕。《满文老档》称其获罪之由是“因挑唆大贝勒、莽古尔泰贝勒与四贝勒不和，诋毁国政，并用谗挑唆其他小贝勒”。经诸贝勒商议，乃将其事奏闻于努尔哈赤。努尔哈赤“面讯拟罪”，诸贝勒及众执法大臣主张将其“交八旗杖毙”。努尔哈赤说：“尔等所断甚当，我非怜惜此人，昔在萨尔浒时曾有言，凡有恶罪之人等，不得由我等亲杀之，当囚于木栅高墙之内。今若违前言而杀之，何以取信于国人？宜囚留之。”于是，“缚以铁索，囚禁于牢中”[33]。但这只是官样文章。仅过后一年多的天命八年（公元1623年）五月初三日，即巴克什额尔德尼被杀的当天，努尔哈赤召诸贝勒说：“若犯似噶盖、阿敦等败坏政道之罪，则杀其身。”[34]显而易见，努尔哈赤的后金还是用自己的手，亲自杀掉了为它建立殊勋的功臣。所谓挑唆诸贝勒不和及诋毁国政、败坏政道，实可谓大逆不道，当然这是极其严重的罪行，但究竟何指？清朝文献中只字未载。还是东邻朝鲜的史书透露了细情。

原来努尔哈赤在诛杀长子禇英之后，以一直未再立接班人而不释于怀。一日，出于对阿敦的极大信任，乃密问道：“诸子中谁可以代我者？”阿敦说：“知子莫如父，谁敢有言。”努尔哈赤一定要他说出自己的看法，阿敦乃道：“智勇俱全，人皆称道者可。”努尔哈赤道：“吾知汝意之所在也。”朝鲜史书说这是指皇太极。不久代善听到了此事，乃深恨之。然而，阿敦又同情起代善来，遂秘密对其说道：“洪太主（皇太极）与亡可退（莽古尔泰）、阿之拒（阿济格）将欲图汝，事机在迫，须备之。”代善乃见其父而泣，努尔哈赤怪而问之，代善遂将阿敦之言如实以告。努尔哈赤乃立即召三子追问，三子均一口咬定绝无此事。努尔哈赤遂“责问阿斗，以为交抅两间，锁扭而囚之密室，籍没家赀”。朝鲜人认为努尔哈赤此举“是自坏其长城”[35]。自坏长城也是无奈的掩人耳目之举，为保持内部之团结（尽管是表面的），不得不“弃卒保车”。这对后金统治集团来说，实在不是件光彩之事。因为它恰恰暴露了努尔哈赤已陷入诸子纷争，困于立储之窘境。英明一世的阿敦只偶因一次行为不检，立遭杀身之祸，竟成为努尔哈赤诸子纷争的替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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