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备受信赖、地位显赫的后金-清高官李延庚何以一而再、再而三，且绝不休止、不惜一切代价地坚持背叛，而心向明朝？何况其身世更非同一般，其父抚西额驸李永芳乃后金国里汉官中，数一数二的头面人物。这一举动不仅令清统治者极为震惊，也令众多世人疑惑莫解。其实后金-清政权里的汉官中，与李延庚有相同表现，即坚持背叛之志而归明心切，且不断采取行动者，不乏其人。其中最为突出者要算前面已提到的以刘兴祚为代表的刘氏兄弟。他们之所以如此，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但究其最根本之原因，乃在于后金政权所推行的以仇视汉人为中心内容的民族压迫政策。这一政策对广大汉人，包括汉官在内所造成的心灵上的伤害极其惨烈、深刻，经久难消。

当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统治者攻入辽沈地区之后，实行最野蛮最落后的奴隶制和农奴制，对广大汉人进行残酷的民族奴役和压迫，把辽沈地区本来比较发达的封建经济弄成大倒退。为维护奴隶主的利益和巩固它的统治，努尔哈赤推行一系列掠夺奴役平民、屠戮儒生等措施。面对这种无法忍受的非人待遇，辽沈地区广大汉人或武装起义、或投毒、或逃亡，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斗争。后金统治者则进行血腥镇压。”[53]做为直接同广大汉民打交道的后金国中的汉官亲身经历和目睹了这一切，无辜同胞的苦难和血泪不能不使他们当中天良未泯者的心灵受到触动，进而转向同情甚至支持被奴役被蹂躏的同胞。本来身负重任直接管辖辽南汉民事务，为后金立有大功的刘兴祚，终于走上叛金归明之路，并策划同复州军民一起大逃亡便是明证。皇太极继位后，采取了一系列争取汉人的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收效，但后金多年来一贯推行的歧视汉人的政策，造成人们心灵上的创伤一时难以平复。正如贝勒岳託所说，“人怀疑惧，纵极力挽谕，人亦不信”[54]。这是大实话。皇太极也看到当时歧视、奴役、虐待汉人的现象在后金国里仍然普遍存在，“八旗皆然，罪之不胜罪”。他认识到正是由于满洲诸臣不断地“虐民妄行”，才造成广大汉人的“逃亡背叛”[55]。他痛感问题的严重性而警告满洲将领说：“向者我国将士于辽民多所扰害，至今诉告不息。”“若仍前骚扰，实为乱首”[56]。但皇太极的警告与希望扭转不了满洲歧视汉人的习惯势力，改变不了尖锐矛盾的现实。

而且，后金统治者对为它效命的汉官的猜忌、歧视与凌辱相当严重，所有汉官，包括那些身居显要位置的汉官亦均不能幸免。汉官们虽然竭诚为后金效命，但在满洲主子看来他们仍是低人一等的奴隶，而随意欺凌、虐待、“陵轹作践”是一种普遍现象，汉官被欺凌得往往“伤心落泪”[57]。致使有血性者之寒心，乃至离心。才干出众、文武兼通的刘兴祚，曾深得努尔哈赤及满洲权贵的赏识与器重，被称为“爱塔”，即“爱他”之意，而被授以重任,成为管理一方的长官。然而，其主子大贝勒代善对其“常常虐害”，“夺其乘马，取其诸物”，竟“使其不能自存”。[58]终于在皇太极继位后不久，便逃亡而去。而皇太极继位后在政治舞台上又重新活跃起来的李永芳，其境遇并不美妙。他在一次随军征战时同满洲诸贝勒一样，向领兵统帅二贝勒阿敏提出诚恳的建议，却独遭阿敏的当众痛骂：“汉奴！我欲杀尔，岂不能杀乎，何须尔多言！”[59]从此，李永芳“终无一言”[60]。刘、李之遭遇并非汉人中的个别现象。面对这种暴虐与屈辱，凡有血性有良知者绝难隐忍、承受！所以李延庚奋起反抗，其“叛志”已定，且历久弥坚，义无反顾，也就情在理中。

上述三人本是清朝开国时期颇受倚重而显赫一时之人物，其人其事在当时来说乃广为人知，然而其身死之后，竟如灰飞烟灭，消失得无影无踪，令后人难详其究竟。出现这种状况，当然完全是清朝统治者有意而为，使之成为绝密之结果。因为对清统治者来说，这三人之所作所为都将足以见证和暴露其最不愿意外人得知的它的核心内幕，及因政策失误造成严重恶果的极不光彩之局面，而此三人之其人其事如令外界获悉，无异于自我暴露，实乃自毁自戕，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只有一抹了之。

清统治者为消除三人在历史上之痕迹，颇为煞费苦心。当然其灭迹之办法亦因人而异。一是尽管其人为重要人物，但因系多与核心层的私下交往，未曾代表过统治集团与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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