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降，清王朝面对外来侵略和内部腐败陷入重重危机之中，其所代表的皇权专制政治也已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同时，社会出现了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趋势。与西方国家相比，晚清社会的转型表现出政治转型领先，社会经济转型相对滞后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社会政治的变革成为决定和影响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因素。

晚清社会政治转型的起步首先是对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侵略造成严重民族危机刺激的反应，因而“富国强兵”、“救国保种”成为政治改革的目标。正是这种救亡意识启动了进步知识分子了解西方的愿望，使他们认识到西方政治制度的先进，由此产生了日益强烈的改革政治的要求。从立宪到共和，从改良到革命，随着社会政治思潮的不断进步，一种与新的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政治文化逐渐形成，并逐渐冲击和瓦解着传统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蕴含和反映了中国政治由专制走向民主的进步过程，并深刻地影响了晚清思想文化和学术。随着传统政治文化的日渐式微，民主政治思想影响日益扩大，传统史学与近代社会的不相适应也越来越明显。于是，一批学者开始探索史学在近代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最终提出了建设中国新史学的主张。

应当说，对于上述晚清社会政治的变化和新史学的产生，学术界已分别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将二者结合起来，探讨其相互关系，还是一个新的视角。本文希望在这方面作一尝试。

一　救亡启蒙呼唤新史学

救亡和启蒙是一对老话题，十几年前学者曾为二者的关系展开过激烈争论。本文无意重提旧案，只是想强调从人们赋予这两个概念的含义来说，它们确实有相当大以至本质上的不同。但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彼此矛盾的东西同时表观出来并呈现出因果逻辑，这种事情也不新鲜。在近代中国，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前即晚清时期，启蒙和救亡相牵相挽，成为进步知识分子政治意识中相联系的组成部分，这种现象十分明显。道理很简单，救亡需要革新，而革新需要运用新思想和新观念，宣传新思想新观念就是启蒙。所以，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既是政治运动，但是启蒙运动。此时的启蒙，主要是民主政治观念的启蒙。它既为政治运动的舆论先导，也是改造人们思想的途径。政治的进步和国民思想的觉醒则被视为民族独立与复兴的条件。救亡与启蒙这两件内容并不完全相同的事情就是这样被自然地统一在一起的。

晚清社会政治发展中救亡和启蒙两大潮流在促进政治变革的同时，也催生了中国的新史学。当动员一切力量来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成为关注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眼中第一要务时，作为在中国传统学术中重要一分子的史学责元旁贷地应负起它从中国历史的源流方面为人们提供民族意识以增强其民族责任感的重要职责，这自然也成为知识分子的共识。然而，传统史学如果仍沿着旧的发展轨迹为传统的专制政治服务，它就难以满足以救亡、启蒙为主题的社会政治变革的需要，因此必须革新。在晚清社会政治变革对传统史学的继续存在亮起红灯的同时，也为传统史学的革命和与新的社会政治相适应的新史学的出现提出了要求。从救亡的角度看，新史学应能唤起国民的民族情和爱国心。从启蒙的角度看，新史学有着显著的民主色彩：它不再只为统治者所用，而要为国民大众服务。

运用史学这一武器来为社会现实服务，准确地说是为增强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是晚清时期知识分子注重历史研究，改革传统史学以建立新史学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近代社会的这种需要恰好与传统史学中所具有的为观实服务的倾向相契合。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学术，是研究过去发生之事的学问。在古代中国，史学以其“借鉴”和“垂训”功能与社会现实保持密切关系，通过记述以往的历史为后人提供借鉴，通过对古人古事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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