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传统史学与传统政治文化的联系如此密切，在古代社会中有自己辉煌的传统史学，才与近代社会变化了的政治文化格格不入。社会政治的变革和新政治文化的形成使传统史学与之严重不相适应，主要是因为：其一，传统史学与之相适应的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在晚清社会中面临着逐渐被改革的状况，为之服务的以帝王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也失去了往日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权威开始被削弱。其二，传统史学把少数统治阶级作为服务对象造成史学功能政治化倾向严重，史学与百姓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相当疏远。其三，传统史学所体现的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封建政治文化与晚清社会民主政治文化相比是落后的，不仅不符合新的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而且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新思想和新观念的传播。显然，以适应封建专制政治文化而发展和完善起来的传统史学很难在新的社会政治文化氛围中继续存在。

晚清知识分子从中西冲突和对比中逐渐意识到中国传统政治落后于西方是使中国处于劣败境地的主要原因，于是改革中国政治的呼声日高，直至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满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在晚清政治变革过程中，政治理念的变化是政治制度变化的前提。前者的变化意味着政治文化的变化。这一变化主要表现在：传统的政治文化逐渐让位于新的以民主为指向的政治文化；君主为代表的传统政治权威减弱，政治权力下移；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传统道德观念的价值下落；新思想、新文化和现代意义的民主政治思想广泛传播，至清末竟出现了发展为社会思潮主流的趋势，等等。这种新的政治文化不仅促进了中国政治向民主方向演变，也为新史学的发展确立了方向。

传统政治文化的逐渐瓦解，造成了传统史学价值天平的失衡。新的政治文化的形成要求建立与其相适应的新史学，并为新史学的建立扫清了障碍，提供了发展的契机。新的史学观念是建立在新的政治文化发展需要基础之上的，而史学观念的变化则引发了变革史学研究体系的意识。

文学观念作为一种对历史研究的理解和认识，其更新很大程度上是史学研究者在社会发展的情况下对政治、文化等领域出现的新因素有所认识从而对历史有新的感悟的一种表现。近代社会政治变革所产生的新的政治文化反映了人们对新的民主政治的认识和心理认同，直接引起史学研究者对史学认识的变化。新的政治文化所带来的新的思想观念又通过史家的工作表现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中，体现在具体的史著里，并成为史学研究的指导原则和价值判断标准。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和建设新史学都是以这种新的政治文化为价值标准进行的。

具有新的政治文化特点的新史学观念使得学者在史学研究对象、内容及方法诸方面都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新史学的研究对象从以帝王为中心的统治阶级扩展到成为新的民主政治社会中主角的国民或民众；研究内容由以皇权政治为中心的政治史转向更为广泛的与民众生活相关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历史。学者也不再按照统治阶级的需要，而是要按照社会或“国民”的需要，用进化的观点和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总的来看，晚清史学转变的明显趋向是由过去以君主统治为中心的“君史”向新的政治理念所要求的“国史”、“民史”转变。

晚清学者认识到传统史学不能满足近代社会的关键原因是传统史学为帝王服务，而不能为大多数民众服务。他们批评旧史学是以“君”为中心的史学，研究的重心是“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7]，是“君史”而不是“民史”。1897年，梁启超在《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中明确区分“君史”、“国史”和“民史”，提出“民史”、“国史”是西方近代史学的主要内容。他说：“民史之著盛于西国，而中土几绝”；“中土两千年来，若正史、若编年、若载记、若传记、若记事本末、若诏令奏议，强半皆君史也。若《通典》、《通志》、《文献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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