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传统的社会政治在近代成为改革或革命的对象时，问题便出现了。史学为传统政治服务不仅不再是其发展的动力，反而成为阻碍其在近代社会继续生存的因素。与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相适应的传统史学，在晚清社会变革中遇到了革新生存还是消亡这一性命悠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史学关注政治和社会观实的传统对于史学在变化了的社会政治中东山再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国家和民族危亡的社会现实需要通过各种途径来增强民族责任感和鼓舞爱国心，而传统史学关注社会现实的传统，以及它能够提供给观实生活中人们自己民族的历史渊源和事迹的特点使其恰好可以承担这一重任。于是，在救亡启蒙的呼唤下，知识分子喊出了“史学革命”的口号，并迅速形成一股新史学潮流。

须指出的是，自清代中期以后，伴随经世致用学风的再起，由特殊历史环境造成的史学一度偏重考证、脱离社会现实的倾向已受到知识分子的批评，特别是鸦片战争后，一些学者开始自觉地关注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研究题目，如边疆史地、海外史地等，这就把研究视野逐渐扩大到了中国本土之外。这一切都是中国史学关注社会现实传统在新环境中的具体表现。这些努力和尝试是对传统史学进行局部调整，还没有能意识到传统史学在近代所面临的问题是由于社会政治的变化而引起的涉及到史学的根本改变，没有意识到传统史学在近代社会中所面临的并非仅仅通过调整选题、扩展范围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必须从研究观念、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到研究方法等更为广阔的范围里进行彻底变革才能解决的危机。尽管应当肯定关注现实的史学传统对史学研究范围的扩大和适应现实需要的选题的增加为新史学提供了一定的发展基础，也为学者们进一步调整和改变史学的发展方向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但最终使中国学者认识到史学革命的必要和必须建立新史学则是救亡意识高涨和启蒙思想发展两大社会政治变革潮流影响的结果。

晚清社会政治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外来势力入侵造成的严重危机推动了中国政治向民主方向发展，也为史学的新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政治条件和环境。如果说鸦片战争后这些主动调整选题以求贴近社会现实的尝试体现了传统史学在变化了的社会中寻求发展的话，那么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重，以及社会政治变革方向日益显明，特别是对西方史学有了更多了解之后，中国学者在传统史学中寻找出路的愿望和努力便逐渐定位于借助西方新史学理论建立适应近代社会需要的新史学这一目标。正如人们看到的，史学更新、“史学革命”的口号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当救国保种成为进步知识分子关心的头等大事时提出来的，因而新史学唤起民族责任感和爱国心，以达救亡保种强国目的的旨趣自然也是显而易见的。

倡导新史学以救国保种为意旨在梁启超1902年所作的《新史学》一文的开头便被明确地揭示出来。他写道：史学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1]。在另一篇文章中他也说到：“本国人于本国历史，则所以养国民精神，发扬其爱国心者。”[2]在他看来，史学是记载和研究过去事实的学问。史学可以通过对历史的记述提供给人们一种了解和认识自己国家、民族发展由来的途径。对前人历史的了解和认识可以使人们以史为鉴，历史上那些英雄人物的事迹也将激发人们的爱国心和民族自豪感。这是史学借鉴功能的进一步发挥。大抵由于对欧洲各国史学促进民族主义发达和文明进步的了解，他特别强调在民族危机之时应改革中国史学，使其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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