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论述虽不是专门讨论史学问题，却清楚地反映了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给他以崭新政治眼光来看待中国史学得到的全新认识。这种由新的政治文化带来的认识中国史学的视角在当时的学者和史家中间同样普遍存在。

对以“君”为中心的旧史学不满和对以“民”为中心的新史学的深切期盼，是新的政治文化影响的结果。“民史”是相对于“君史”而提出的，“民”即国民，主要指的是在社会进化过程中的群体。“民史”要研究的当然也就是国民进化的历史，而不再是以君为中心的少数统治阶级的事迹。国粹学派史家邓实指出：“民史”就是“能叙述一群人所以触接、相交通、相竞争、相团结之道，一面以发明既往社会政治进化之原理，一面以启导未来人类光华美满之文明，使后人之食群之幸福，享群之公利”[6]。可见，“民史”也就是全体国民的历史，“民史”取代“君史”也就是以多数人为研究对象的史学取代以少数人为中心的史学。

晚清时期学者把对民主政治的认识和新的政治观念作为标准重新认识传统史学，对史学向“民史”方向进步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运用这种“重民”的史学观念，梁启超最先系统地对以帝王为中心的传统史学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传统史书中的“正统”、“书法”和“纪年”都体现了为封建专制政治服务的旧史学思想。他指出，旧史书之所以重“正统”，一是“当代君臣，自私本国也”，一是“由于陋儒误解经义，煽扬奴性也”。“正统”之立“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传统史书中的“正统”是为统治阶级所用的工具，而在英、德、日本等君主立宪国家，“以宪法而定君位继承之律。其即位也，以敬守宪法之语誓于大众，而民亦公认之”。“统”应“在国非在君也，在众人非在一人也。舍国而求诸君，舍众人而求诸一人，必无统之可言，更无正之可言”。[1]（《论正统》）传统史书所用的“书法”和“纪年”同样也是以帝王的需要为标准的。他明确指出，重视帝王“正统”的旧史学不符合民主政治以民为重的基本观念，在近代社会中是落后的，不能为近代社会所用。梁启超的分析和论述与新的政治文化是合拍的。

值得指出的是，晚清学者重视“民史”风气的形成，也归功于译介日本和西方新史学著作。但社会政治向民主方向进步，以及民主为中心的政治文化的形成，显然是既为学者接受和运用新的史学范式提供了思想基础，也构成了新史学产生和发展的深层推动力。

三　政治改革措施的实行推动了新史学的发展

晚清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化对史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民众逐渐代替君主成为新史学研究所关注的主要对象，而迅速展开的政治改革，如新政和预备立宪等，则为新史学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也为其提供了发展的契机。

清政府1901年始在朝野一片改革政治的呼声中实行新政。“新政”措施主要有“练兵筹饷”、“废科举兴学堂”、“改革官制”、“整顿吏治”，以及“振兴商务奖励实业”等。分别来看，这些措施涉及的是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改革，但从整体上看，每项具体改革都是围绕政治改革展开的。1903年开始的立宪运动更是一场要求改革政治体制的运动，而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则可以视为将政治改革推向深入的表示。

尽管清政府的本意是维护自身利益，但“新政”的实行确实起到推动政治改革的作用。一方面，“新政”客观上造成一种政治改革的声势，这对守旧派是一个打击，有利于民主政治观念的广泛传播和政治改革的继续推进。同时，“新政”和“预备立宪”也肯定和强化了晚清政治改革向民主的方向发展。后者为以建立民主共和政体为目标的辛亥革命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氛围。另一方面，“新政”和立宪运动使晚清社会发生了若干变化：一是为先进的民主政治思想传播提供了较好的环境，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二是提高了国人引进和学习西方思想文化的热情；三是具体的经济改革措施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为中国政治和思想文化进一步变革积累了物质条件。

晚清社会政治变革和思想潮流以及革新的思维定式，为学者改革中国旧史学提供了启示和社会环境，而具体的改革则为史学的进步创造了条件。例如，“废科举兴学堂”就直接推动了新史学的发展。

首先，办新式学堂和废除科举，使青年人从传统教育只读圣贤书的小圈子里解放出来。胡适和顾颉刚都曾回忆他们小时候读史书是背着大人偷偷读的，这种情况在新式学堂中就不会发生了。科举的废除打破了人们对传统教育的依赖，新式学堂则为人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知识。其次，新式学堂课程的设置更为合理、全面。1904年1月提出的《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规定初级师范学堂完全科应修的科目包括历史科在内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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