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变法维新的喉舌人物，梁启超在倡导史学革命时的政治关怀是十分明显的。应当说，关怀现实政治、将政治与学术文化联系起来看待的传统思维方式，是当时知识分子共有的。一位显然是学者式人物的史书编辑者曾鲲化在1903年提出：“历史学者为学界最宏富最远大最切要之学科，社会上之龟鉴，文明开化之原理，国民爱国心之主动也。”[3]他在自己编著的《中国历史》序中写有这样的话：“中国历史出世，谨祝我伟大中国灿烂庄严之文明之国旗出世于今日，谨祝我中国四万万爱国国民出世于今日，谨祝我四万万爱国国民所希望理想之自由，所馨香祷祝之独立出世于今日。”这是把新的历史著作的出版与民族独立、国民自由联系在一起，希望以中国新历史的出现唤醒“犹醉生梦死，依然不醒”的国民，尽“四万万之一之义务”。[4]介绍曾鲲化著《中国历史》的《浙江潮》表达了与作者同样的理解：“历史为国魂之聚心点，国民爱国心之源泉。”[5]很显然，新史学为了救亡的需要被提到了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高度。

史学在唤起民众爱国心方面的价值得到学者的认同，同时引发了学者对传统史学的不满。梁启超指出，史学虽为中西方都有的一门学问，但中西方史学的作用却大不相同。在中国“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1]（《中国之旧史》）。中国史学在古代社会中虽然发达，史著虽丰富，但却不能在造就民族精神和爱国心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学者深感无史之痛：“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6]这里的无史，并非是说中国没有历史，而是说中国没有与近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史学，在新史学倡导者的眼里就是没有“民史”、“国史”和“信史”为中心的史书，没有能够与民族独立进步、国家富强发展相关的历史学。这意味着中国传统史学在近代是落伍的，必须革新。

救亡的需要使史学再度成为显学，但传统史学服务对象落后，研究目的偏颇，已露出显著弊端。梁启超指出传统史学有“四弊”、“二病”和“三恶果”：“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故其“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因此传统的史书“难读”、“难别择”，令人“无感触”。总而言之，传统史学是以帝王政治为中心，为朝廷、为个人服务的，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无关。难以想象这样的史学能使民众和国家从中受益！这样的史书只有使读者“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1]（《中国之旧史》）

可见，梁启超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和反思是建立在其能否为救国救亡的社会现实服务的基点上的。在他看来，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四弊”中“朝廷”、“个人”、“陈迹”和“事实”相对应的“国家”、“群体”、“今务”和“理想”应是“新史学”的内容。因为这些新的概念更能体现新史学的精神。这样的史学也将参与到国民的生活中去，参与到救亡和启蒙的运动中去。

新史学是在救亡意识高涨的情况下提出的，启蒙思想和新的政治文化则赋予了它新的内容。救亡需要的史学是能够与民众直接发生关系的史学，旧史学之所以不能充分发挥其激发民众爱国心的作用，主要是因为它以封建帝王为中心，与民众的距离太远。而晚清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传入极大地启迪了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国家、民族、民权、平等等观念逐渐取代了朝廷、帝王、专制，以及封建等级制度的观念，为新史学提供了新的内容。救亡与启蒙需要新史学，共同造就了中国的新史学。

二　新的政治文化规定了新史学的发展方向

晚清社会政治中救亡和启蒙两大思潮呼唤新史学的出现，而在变革中逐渐形成的新的政治文化则为新史学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政治文化作为一定社会中人们对政治的认知、政治信仰和政治态度等等，对人们的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有直接的影响。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是以儒家思想文化为中心，以纲常礼教为基本原则和价值尺度。它因维护大一统政治统治的需要而形成，以维护皇权专制统治为目的。

史学作为一门研究客观历史的学问，其研究过程是通过史家的作用而实现的。史家首先是一定社会现实中的人，他们的知识素养和思想水平都与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社会存在给他们打上明显的时代烙印，他们受到占主流地位的政治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在以儒家价值观念为中心的政治文化影响下，传统史家治史是以维护传统皇权政治的稳定为主要目的。因而，传统史书大都以帝王为记述的中心，明确各朝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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