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十二门。同一时期的《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把文科分为文学和史地两个专科,历史是两科的必修课程。历史科作为必修科目,开设在学堂里,反映了新式教育对历史学的重视。再次,课程的内容依照新学设计,历史科的内容做了较大调整:不再只讲授传统史学历代帝王大事,而是增加了中国百年以来的大事,以及“学术技艺之隆替,武备之张弛,政治之沿革,农工商业之进境,风俗之变迁等事”[9],其范围也不再限于本国史,而是包括了西洋和东洋历史。
晚清开始的新式教育与旧的教育相比明显不同之处还在于新式学堂在为青年学生提供更好的有利于学习新知识的场所同时,为新知识和学问的传播提供了方便,有助于各种新思想和新文化的传播,也为思想观念的更新创造了条件,从而为新学术、新史学的发展培养了一批新型人才。五四时期一些有影响的青年学者都不同程度地接受过新学堂的教育。他们在新式学堂学习到自然科学和与史学相关的其他社会科学知识,因而比接受传统教育的老一代学者掌握了更为丰富的学识,有着更为合理的知识结构,加上时代赋予他们的创新意识,使之具备了承担建设新史学重任的条件。
新式学堂的历史教学还推动了历史教科书的编纂,直接推动了新史学的实践。由于新式学堂讲授的历史增添了许多过去史书关注不多的新内容,传统的史书在体例上和内容上已不能满足新式历史教学的需要,于是有了新式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一些学者在翻译和利用外国历史教科书的同时,开始仿照其体例和形式编写中国自己的新式历史教科书。1903年至1906年短短几年间,就有柳诒徵的《历代史略》、曾鲲化的《中国历史》、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等数部新式历史教科书出版。这些教科书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新的史学理论和观念,在内容和体例上与传统史书有明显不同。如在体例上多采用新式章节体,以时间顺序来叙述历史的发展变化,不再把帝王统治者作为历史的记载中心等等。这些新体例的历史教科书展现了新史学的精神,开了中国新史学著作的先河,把1902年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引发的新史学潮流推进到具体的实践阶段。
此外,“新政”在培养人才方面还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向国外派遣留学生。这使中国学者有了直接了解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可能。事实上,中国现代史学的建设很大程度上是在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下进行的。在中国史学转型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一些学者大多是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这也应该算是晚清政治改革对新史学发展的一个贡献吧!
【参考文献】
[l] 梁启超.新史学[A].饮冰室合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 梁启超.东籍月旦[A].饮冰室合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 曾鲲化.中国历史·总叙[M].转自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A].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4] 曾鲲化.中国历史出世辞[J].上海:政艺通报,1903,2,(9).
[5] “绍介新书”[J].浙江潮.1902,(6).
[6] 邓实.史学通论[J].上海:政艺通报,1902,1,(12,13).
[7]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译书[A].饮冰室合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8] 梁启超.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A].饮冰室合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9] 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Z].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Z].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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