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对明清之际历史日就零落芜没的状况至为伤怀。他说：“尝读宋史所载二王之事，何其略也!夫其立国亦且二年，文、陆、陈、谢之外，岂遂无人物?顾问陆君实有日记，邓中甫有《填海录》，吴立夫有《桑海遗录》，当时与文、陆、陈、谢同时之人，必有见其中者，今亦不闻存于人间矣。国可灭，史不可灭。后之君子，能无憾耶?”(注：《黄梨洲文集》，《户部贵州清吏司主事兼经筵日讲官次公董公墓志铭》。)这种强烈的历史感促使他一生以保存历史为己任，“后死之责，谁任之乎?”(注：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二卷，《弘光实录抄序》，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他通过各种途径保存所能了解的史实。无论是搜集整理史料、撰写碑文墓表、书写诗文，还是编撰史著、编选明人文集，莫不寄托着存史的信念。

    (1)撰成《弘光实录抄》、《行朝录》

    《弘光实录抄》为黄宗羲所存的一部重要南明史著，书中保存了大量弘光朝的史实。弘光帝亡后，局面愈加混乱，黄宗羲原志于修之成史，奈何不尽得其详。用他自己的话说：“向在海外，得交诸君子，颇欲有所论者。旋念始末未备，以俟他日搜寻零落，为辑其成。荏苒三十载，义熙以后之人，各言其世；而某之所忆，亦忘失大半。邓光荐《填海录》不出，世为太史氏之言是信。此聊尔谈，其可已夫!”(注：《黄宗羲全集》第二卷，《行朝录序》。)于是广搜遗逸，根据自己的见闻，成《行朝录》，自称以便将来补史之不足。

    (2)藏史于碑铭墓表

    在黄宗羲看来，碑铭墓表属于历史一类的文章。他一生不但撰写了大量的碑铭墓表，而且尽量用史家笔法。如他写丘吁抚六合时“单骑入城”“为民请命”，写他为刑部郎中时“平反大狱数十条，大力之喜怒不能动摇”。写他出守汉阳时“裁量军需，无仓促匡襄之患。晨其坐堂皇，庶民直入奏事，不设遮拦，晓指枉直，无不满志而去”。大吏到晴川阁视察，索要藤床，丘吁把大吏带去看自己的卧榻，“乃白板也”。(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山西右参政吁之丘公墓碑》。)通过黄宗羲之笔，一个循吏的形象活脱脱地出现了。在《王仲伪墓表》中，他写道：“此纸不灭，亦知稽山块土，曾塞黄河也”。(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王仲伪墓表》。)强烈的历史感力透纸背。

    (3)以诗文补史

    黄宗羲认为诗文与历史著作相为表里，同样反映历史的真实面目。他在《姚江逸诗序》中写道：“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是诗与史相为表里者也。故元遗山《中州集》窃取此意，以史为纲，以诗为目，而一代人物，赖以不坠。”(注：《黄梨洲文集·序类·姚江逸诗序》。)在《万履安先生诗序》中又说：“逮夫流极之运，东观兰台但记事功，而天地所以不坠，名教之所以仅存者，多在亡国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销，史于是而亡矣。犹幸野制遥传，苦语难销，此耿耿者明灭于烂纸昏墨之余，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讵知史亡而后诗作乎?是故景炎、祥兴，宋史且不为之立本记，非指南集杜，何有知闽广之兴废?非水云之诗，何由知亡国之惨?非白石黑发，何由知竺国之双经?陈宜中之契阔，心史亮其苦心；黄东发之野寺，室幢志其所处，可不谓之史诗乎?元之亡也，渡海乞援之事，见于九灵之诗，而铁崖之乐府，鹤年席帽之痛苦，犹然金版之地也，皆非史之所能尽也。”(注：《黄梨洲文集·序类·万履安先生诗序》。)正是有这种对历史的深邃洞察与现实的遭际使他作诗时多有存史之意。在《南雷诗历》题辞中他写道：“按年而读之，横身苦趣，淋漓纸上，不可不谓逼真尔。”(注：《黄梨洲文集·序类·诗历题辞》。)编《姚江逸诗》，目的是“士生后士，凭虚而观盛衰之故也”。把他对历史的见证浓缩进了诗篇。

    黄宗羲著文，亦意在存史。在《南雷文约凡例》中写道：“余多叙事之文，尝读姚牧庵元明善集，宋元之兴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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