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读文陆传，而叹一时忠义之士何其盛也。故邓光荐为文丞相幕府传，僚将宾从牵联可书者六十余人。其散见于宋末元初各家之文集者，残山剩水之间，或明或没，读者追想其风概，累嘘而不能已者，又不知凡几。概忠义者，天地之元气也。当无事之日，则韬为道术，发为事功，漠然不可见。及变之来，则郁勃迫隘，流动而四出，贤士大夫焱起收之，甚之为碧血穷磷，次之为土宝牛车，皆气之所凭依也。金石变生，余所记录者亦多矣。(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纪九峰墓志铭》。)

    桑海之交，士之慕义强仁者，一往不顾，其姓名隐显，以侍后人之拾掇。然而泯灭者多矣，此志士之所痛也。故文丞相幕府之士，宋史既以之入忠义传矣，好事者又为幕府列传，附之丞相之后以张之。逊国梁玉田诸人，乃得之古私承尘之上，而后传世。元微之云‘天下大乱，死忠者不必显，从乱者不必诛。’故此数行残墨，所以补造化者，可不亟与?(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都督裘君墓志铭》。)

    国可灭，史不可灭。后之君子，而推寻桑海余是，知横流在辰，犹以风教为急务也。(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旌表节孝冯母郑太安人墓志铭》。)

    一个时代的兴衰，绝不仅仅取决于物质产品的丰富与否和社会制度的健全程度。精神 与信念是支撑时代的重要力量。保存这种精神并大力加以张扬是历史学家神圣的使命。诚如杜维运先生所言，历史决非胜利者之胜利品，失败者与少数，亦决非历史之垃圾堆 。天地之元气，历史之真精神，往往存在于失败者与少数人之间。舍名位之赫然，捃拾 沟渠墙壁之间，其酸魂落魄，支撑天下，这是史家的大任务。

启蒙未来的超时代意识

    饶宗颐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中有一段话，论述了私人修史的可贵之处。他说：“向来官修之史，不能令人满意，……私家史书所以可贵，其故有三：一，不受史局之约束；二，不为当前史学风气及政治立场之所囿；三，有超时代之精神，对于史事可作重新之评价。质言之，即有超历史之立脚点。”(注：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76页。)梨洲史学便具备超时代的立脚点，他的历史观具有超越时代的进步性。

    (1)“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思想是启蒙未来社会的进步史观

    君权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核心观念。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中指出中国传统史学有四弊：“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不知有今务，知有现实不知有理想。”(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九·新史学·中国之旧史》。)梁氏之说未必都符合历史事实。但说“二十四史为二十四帝王家谱”却有一定的道理。历史上出现过各种挑战君权的思想。战国时期的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注：《孟子·尽心下》。)认为百姓比君王重要。慎到提出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认为天子的职责是为百姓服务，而不是百姓为天子服务。

    黄宗羲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对君主大加挞伐。他愤怒地指出，古代君王百姓经营天下，今天君王以天下满足自己的私欲。“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原君》。)充满了对君王之害的控诉。

    尽管黄宗羲认为君王为天下之大害，但他并不主张无君。他所抨击的是颠倒的君民、君臣关系。黄宗羲从历史哲学的高度上辨析为臣之道，他说：“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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