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下、为万民”的时代感

    历史学不是脱离现实的纯学问，历史学家也不是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的局外人。面对明清之际的丧乱，黄宗羲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作为一个乱世历史学家，黄宗羲的史学具有更为强烈的时代感。黄宗羲探索历史治乱之道，着重于分析明代衰亡的各种原因，并提出改良社会的措施。《明夷待访录》是对有明一朝各种制度最为直接的剖析，其他散布于《弘光实录钞》、《行朝录》以及所写墓志铭等文章中的诸多议论也都体现了一个乱世史学家解读历史的使命感。

    (1)《明夷待访录》是对明代历史的深刻解剖

    黄宗羲在该书中对明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展开了分析。

    在“置相”一章中，他开头便指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这真是非常深刻的见解。朱元璋罢宰相，专制皇权达到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程度，也为其后王朝政治的种种弊端种下了祸根。黄宗羲从设宰相的本来含义来说明罢相之失：“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不亦并传子之意而失者乎?”对于有人认为大学士有宰相之实的看法，黄宗羲反驳道：“或谓后之入阁办事，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也。曰不然。入阁办事者职在批答，犹开府之书记也。其事既轻；尔披答之义，又必自内授之而后拟之，可谓有其实乎!”朝廷中真正有宰相权力的是太监，“刘皇帝”刘瑾，“九千岁”魏忠贤，哪一个不是罢相的硕果!黄宗羲对此看得十分透彻：“吾以为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盖大权不能无所寄。彼宫奴者，见宰相之政事坠地不收，从而设为科条，增其职掌，生杀予夺出自宰相者，次第而尽归焉。有明之阁下，贤者贷其残膏剩馥，不贤者假其嬉笑怒骂，道路传之，国史书之，则以为其人之相业矣。故使公奴有宰相之实者，罢丞相之过也。”(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置相》。)正是由于罢宰相，为其后的宦官专权提供了契机。正是由于罢宰相，为其后的大学士办理政事设置了诸多的障碍。大学士中能者即使如张居正，也不得不对太监小心翼翼。政事不治，不为罢相之责乎?黄宗羲的认识不为深刻乎!

    科举制度发展到明代，已经相当完备成熟。非常严格的八股取士，在给朝廷选拔人才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另外一方面，八股文也严重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和精神。很多知识分子穷一生时间应付考试，却没有学到什么有用的知识。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参加考试就不能得到任用。黄宗羲看到了其中的弊端，他认为科举制度是对人才的一种约束。他对古今取士之法作了对比，认为古代是宽取严用，而今是严取宽用。宽取严用，所以人才不得遗漏，任用者也不敢疏忽大意。严取宽用，止科举一种途径，“虽使古豪杰之士若屈原、司马迁、相如、董仲舒、扬雄之徒，舍是亦无由进取之，不谓严乎哉!……则豪杰之老死丘壑者多矣”。(注：《明夷待访录·取士》。)不仅豪杰老死丘壑者多，在位者也多不得其人。明代社会不是缺乏有用的人才，不然明亡时何以涌现出那么多文武之士，缺乏的是朝廷对人才的有效选拔和任用。谁能说对人才的取用不当不是明亡的一大原因?清朝皇帝就吸取了历史教训，几度开博学鸿词科，大肆网罗人才。

    明代末期，土地兼并问题非常严重，亲王勋戚和宦官庄田多得惊人。世宗赐景王朱载圳湖广田四万多顷。神宗晚年封给福王朱常洵洛阳，赐田四万顷。而老百姓的土地少得可怜，真正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农民占有土地如此之少，却还要承担沉重的赋役，三饷加派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黄宗羲看到的明末田赋对人民造成的压力：“斯民之苦暴税久已，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