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编选明人文集

    从康熙四年(1665)到康熙十四年(1675)，黄宗羲从众多文集中选编成《明文案》217卷。以此为基础，他又花近20年时间，在84岁(1694)那年编成《明文海》482卷。《明文海》的一大特色是收录了相当的传记。在卷387至卷428传记中，黄宗羲搜寻了名臣、能臣、文苑、儒林、忠烈、名将等20类人物的传记300多篇。卷429至卷472也以同样的分类方法收录了墓文320多篇。这600多人的事迹大多在正史中没有记载。在黄宗羲看来，当代人的文章可以补史之不足。他说：“余选明文近千家，其间多有与实录异同，概实录有所隐蔽，有所偏党，文集无是也。且实录止据章奏起居注而节略之，一人一事之本末不能详也。即如永嘉，非先生之诗文，亦恶知其恃宠妒贤如此?所谓脔谄魂于下泉者，何必在史官哉!”(注：《黄梨洲文集·序类·陆石溪先生文集序》。)这就是他编《明文案》与《明文海》的旨趣所在。这些传记为研究明代正史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5)关注官修《明史》

    黄宗羲撰《明史案》、编明人文选等举动都围绕修史展开，因时事变故，明史没有修成。康熙十八年(1679)，清朝重开史局纂修明史，监修徐元文向康熙推荐黄宗羲，朝廷特旨以礼敦请，黄宗羲为存臣节，以老病疏辞。黄宗羲虽然自己没有直接参与朝廷修史，但是对此十分关心。在给万斯同送行时，他以《大事记》、《三史抄》授之。并作诗送别，其中有“四方声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之句，拳拳之心，于此可鉴。黄百家北上时，黄宗羲又写书与之，云“昔闻首阳二老，托孤于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颜色不坏。今我遣子从公，可以置我矣”。可见，其对修史一直耿耿于怀。在《叙万氏补历代史表》中，他又悲情满怀地写道：“嗟乎!元之亡也，危素趋报恩寺，将入井中，僧大梓云：‘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后修元史，不闻素有一词之赞，及明之亡，朝之任事者众矣，顾独藉一草野之万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注：《黄梨洲文集·序类·叙万氏补历代史表》。)“公死是死国史也”也是支撑他活下去的信念，撰修明史，必定是他多年的夙愿。

    明史纂修过程中，黄宗羲常与明史总裁等人书信往来，探讨明代史事，从内容到体例，影响着明史的修撰。全祖望曾说：“公虽不赴征书，而史局大案，总裁必咨于公，如《历志》出于吴检讨仁臣之手，乞公审正，而后定其论。宋史别立道学传，为元儒之陋，公谓明史不当仍其例。时朱检讨彝尊方有此议，汤公斌出公书示众，遂去之。至于死忠之籍，犹多确核。地志亦多取公今水经为考证。”(注：王政尧点校：《黄宗羲年谱》，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2页。)这一段话，道出了黄宗羲对《明史》的影响。

    真实是历史记录的生命，是历史学大厦赖以建筑的基础，也是自古及今的史学家所不断追求的目标。黄宗羲不仅大量存史，同时对其真实性有极高的要求。针对当时私人修史之风盛行，而又多讹误的情形，他愤慨地写道：“近时伪书流行，聊举一二，如甲申之死，则杂以俘戮；逆阉之难，则杂以牖死；杨嗣昌丧师误国，东心诗颂其劳；洪承畴结怨秦人，绥寇纪张其挞伐。高官美谥，子姓私加；野抄地志，谶儿信笔。”(注：《黄梨洲文集·序类·明名臣言行录》。)“余观当时，不论何人皆好言作史，岂真有三长足掩前哲。亦不过此因彼袭，攘袂公行。……不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终，徒据残书数本，谀墓单辞，便思抑扬人物，是犹两造不备而定爰书也。”(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谈儒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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