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研究历史，探求明代衰亡之因，其意并不仅仅在于寄托故国之思。尽管他对故国怀有深厚的情感。亡国时，他曾组织力量抗清，力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已倾；亡国后，对于亡国之忠臣节士，他也不遗余力地加以表彰。但是他看到南明诸朝之败势如退潮海水，势不可为，而清朝在全国的统治也已成定局时，立即摆脱了固守一朝一代兴亡的历史观念，转而以天下事为己任，探索为治大法。诚如他在《明夷待访录·题辞》中所言：“昔王冕仿《周礼》，著书一卷，自谓‘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终不得少试以死。冕之书未得见，其可致治与否，固未可知。然乱运未终，亦何能为‘大壮’之交!吾虽老矣，如箕子见访，或庶几焉。岂因夷之初旦，明末未融，遂秘其言也!”为实现理想中的大壮之世，黄宗羲在研究历史的基础上，针对时事，提出了他的为治大法。黄宗羲探索为治之法，其意绝非指望明朝复起，亦非为新起的清朝服务。在他看来，“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是故桀纣之亡，乃所以为治也；秦政蒙古之兴，乃所以为乱也；晋宋齐梁之兴亡，无与于治乱者也”。(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原臣》。)是这个混乱的时代，是这个百姓涂炭、生民处于水火的时代促使他探索大治之道。

    针对科举的积弊，他提出朝廷应该广取人才，“吾故宽取士之法，有科举，有荐举，有太学，有任子，有郡邑佐，有辟招，有绝学，有上书，而用之之严附见焉”。(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取士》。)针对田制问题，他主张恢复井田，“井田不复，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也”。按照他的计算，万历六年的土地如果每户授50亩尚有剩余，井田是不难实行的。同时，他主张减少田赋，“今天下之财富出于江南，江南之赋至钱氏而重，宋未尝改，故一亩之赋，自三斗起科至于七斗，七斗之外，尚有官耗私赠。计其一岁之获不过一石，尽输于官，然且不足。乃其所以至此者，因循乱世苟且之术也。吾意有王者起，必当重定天下之赋”。(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田制一》。)为发展经济，他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徒者，概皆本也”。(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财计三》。)在剖析宦官危害的基础上，他提出皇帝要罢三宫，“吾意为人主者，自三宫以外，一切当罢，如是则阉之给使令者，不过数十人而足矣。议者窃忧其嗣育之不广也。夫天下何尝之有!吾不能治天下，尚欲避之，况子孙乎!彼鳃鳃然唯恐后之有天下者不出于其子孙，是乃流俗富翁之见。故尧、舜有子，尚不传之。宋徽宗未尝不多子，止以供金人之屠醢耳”。(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阉宦下》。)为避免君主专制的弊端，他提出设置宰相，等等，不一而足。

    顾炎武在给黄宗羲的信中高度评价了《明夷待访录》。他说：“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渐有所窥，恨未得纠正有道。顷过蓟门，见贵门人陈万二君，具念起居无恙，因出大著《明夷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弊可以复起，而三代之业，可以徐还也。”(注：《黄梨洲文集·附录》。)黄宗羲以救世为己任，从分析历史出发，针对时弊提出自己的看法，这种做法确实是十分值得肯定的。

    (4)大力张扬天地之元气

    天崩地裂的时代是历史的一面镜子。一方面它照出了此前社会的积重难返，照出了懦夫的临危苟且；另一方面也照出了新生力量的勃勃生机，照出了英雄豪杰的悲壮动人。明末清初便是这样的时代。这个时代既出现了许多苟且之人，也出现了一批胸怀壮节的义士。作为身处乱世的历史学家，黄宗羲对亡国之人物事迹不遗余力地加以记载并颂扬。《弘光实录抄》中记录的北变死节诸臣较为详细者有30多人，对史可法牺牲的壮烈场面记录犹为感人。《海外恸哭记》记载了鲁王监国时坚持海上抗战的数十名忠义之士的事迹，以小传的形式为孙家绩、林化熙、陈子龙、杨廷枢、叶天章、熊汝麟等人立传。《四明山寨》对抗清义士王翊的牺牲经过作了感人至深的描述。至于他所作的碑铭墓表，更是特意收录了很多亡国人物的事迹。如记述谢泰臻亡国后的行迹，他写道：“故社既屋，入先师庙，伐鼓痛哭，解巾服焚于庭，沉舟之痛，时切于怀，援壁上琴弹之，格格不能成声，推之而起曰‘人琴俱亡矣。’一日，不知所往。留书几上曰‘尔曹毋庸觅我，以从我志。’家人迹之于天童山，趺坐灌莽中，已剪发为头陀。从此踪迹不定，或雪夜赤脚走数十里，偃卧冰上，或囊其所著书挂于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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