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专权是明代政治的一大特色。阉宦之祸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在黄宗羲看来，以往宦官专权都没有明代厉害。因为“汉唐宋有干朝政之阉宦，无奉行阉宦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披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赋，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其他无不皆然。则是宰相六部，为阉宦奉行之员而已。……今也衣服饮食马匹甲仗礼乐货贿造作无不取办于禁城数里之内，而外廷所设之衙门，所供之财赋，亦遂视之为非其有，哓哓而争。使人主之天下不过此禁城数里之内，皆阉宦为之也”。(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阉宦下》。)黄宗羲有些过分夸大了明代宦官之害。汉唐数代皇帝直接死在宦官手中，明代宦官固然为非作歹，不过即使显赫者如魏忠贤，年轻的崇祯皇帝一声令下，他也即刻成为刀下之鬼。黄宗羲把宦官专政的原因归咎于皇帝对廷臣与宦官关系的一种颠倒，“夫人主之有阉宦，奴婢也，其有廷臣，师友也。所求乎奴婢者使令，所求乎师友者道德。师友以规过为贤，奴婢而过失其过失，则为悖逆矣。自夫阉人以为内臣，士大夫以为外臣……人主亦即以奴婢之道为人臣之道”。(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阉宦下》。)这是不争的事实。

    (2)其他史著中亦不忘时时探求治乱之源

    众所周知，朋党是明朝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黄宗羲认为以往的论者只看到朋党“但营门户，无恤国是已尔”。(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对于真正亡国的原因，“皆不能指其事实”。(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在黄宗羲看来，党争对皇帝造成的影响才是朋党祸害的根源。“逆案虽未翻，而烈皇帝之胸中，已隐然疑东林之败类。由是十余年之行事，亲小人而远君子，以至于不救，然则有明之亡，非逆案之小人亡之乎”?(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这并非崇祯帝容易被小人左右，而是由于东林党人本身所作所为让崇祯帝对他们失去了信任。他说：“烈皇帝拨乱反正之才，有明诸皇帝皆所不及。承熹宗芜秽之后，锐于有为。向若始时即得公等六七人而辅之，开诚布公，君臣一体，全不提防，其于至治也何有。自蒲州出而失望，见制于小人，所谓君子者，往往自开破绽。烈皇帝遂疑天下之士莫不贪欺，颇用术辅其资，好以耳目隐发为明。陆敬舆曰，驭之以智则人诈，示之以疑则人偷。然后上下交战于影响鬼魅之途。烈皇帝视其臣公，一如盗贼，欲不亡得乎?”(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忠襄徐公神道碑铭》。)作为东林党的子弟，黄宗羲能看到东林党自身的问题，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黄宗羲也看到了晚明伦理上的混乱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大顺军占领北京时，不仅“百姓欢迎，明朝在京的两三千名官员自尽的也只有二十人，其他衣冠介胄，叛降如云”。(注：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首席大学士魏德藻被关押在一间小房子里，还从窗户里对人说：“如愿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罢了，锁闭作何解。”(注：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转引自顾诚《南明史》第5页。)黄宗羲对这种状况痛心疾首：“是故守尾生孝己之信于盗贼，而施张仪苏秦之诈于君父，破城陷邑，智穷不能自免，则以亡虏降人为究竟，遂使天纲毁紊，地纽凋绝，普天相顾，命悬晷刻。嗟乎，故安得事功节义之事，而与一障江河之下乎?古之君子，有死天下之心而能成天下之事，有成天下之心而后能死天下之事。事功节义，理无二致。今之君子，以偷生之心行尝试之事，安得有不败乎?”(注：《黄梨洲文集·序类·明臣言行录序》。)以偷生之心行尝试之事，可以说对明清之际一大部分官员的最好概括。黄宗羲的这种感叹，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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