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关于外国史地的研究和撰述。其动因也是由于鸦片战争及其结局的刺激而滋生出来的。林则徐是这方面的最早的自觉人物，他主持编写的《四洲志》开其先声。其后，魏源所著《海国图志》、梁廷{图}的《海国四说》、徐继@②的《瀛环志略》、王韬的《法国志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先后面世，其影响所及，超出了中国的范围。中国史学家为救亡图强的形势所迫，起而研究外国史地，这是中国士人的一大进步。这些著作的基本主旨，是在“夷务纷纷”(注：《康ｙóｕ@①纪行》卷三。)的现实面前，力图改变中国士大夫“坐井观天”、“暗昧无知”、“拘迂之见”、“茫昧自安”的陈腐状态，倡导“于外夷之事，不敢惮烦”(注：《康ｙóｕ@①纪行》卷一二。)的精神，而通过对法国的制度，日本的崛起的描述，也确使中国一些士大夫开扩了眼界。这些著作同此前中国史学关于域外情况的记载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前者是自觉的撰述，后者不一定是自觉的撰述；前者具有探索的性质，后者大多是游记的性质；前者出于致用，后者多属记异。总之，二者虽有历史联系，但在性质上是有根本差别的。

    第四是关于史学本身的反思和论述。以上所述三个方面的撰述，即鸦片战争、边疆史地、外国史地，都是关于客观历史方面的，它们从研究内容、对象等方面反映出中国史学的变化。这里要说明的，是史学自身在理论、方法上提出的新观念、新认识。这就是说，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这一幕幕屈辱的历史，刺激了史学家们去研究一些和现实关系密切的历史；同时，也刺激了史学家们去思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史学自身怎样担负起救亡图强的历史使命?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关头，在传统史学与西方近代意识的激烈冲突中，中国史学家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号召。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1901年)和《新史学》(1902年)二文，就是“史界革命”的两篇檄文(注：这两篇论文，后来分别收入《饮冰室全集·文集》第3册和第4册。)。《中国史叙论》是作者计划撰写一部中国通史的理论构想，多着眼于“中国史”范围提出理论问题，并加以阐释。凡八节，其次第是：史之界说，中国史之范围，中国史之命名，地势，人种，纪年，有史以前之时代，时代之区分。《新史学》是作者在《中国史叙论》的基础上，就普遍的史学理论问题作进一步阐发，所论诸项，仍以中国史学居多，但在理论上具有更广泛的意义，故作者以“新史氏”自称，呼吁“史界革命”，倡导“新史学”。全文六节，其次第是：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二文节目多有异同，然基本思想前后贯通，内容互相补充。梁启超在这两篇论文中，运用西方学者的历史哲学(主要是近代的历史进化论思想)和史学方法论，结合中国史学的历史，提出并且阐述了这样一些史学理论问题：关于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关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的社会作用，关于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关于对中国古代史学的批判，关于撰写中国通史的构想等等。

    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体系，尽管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尽管多源于西人、西史之说，但它通过中国史学家的论述并结合改造“中国之旧史”的明确目的而提出来，在中国史学发展，尤其在中国史学走向近代过程中，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着传统史学在清代后期之延续的历史的结束，标志着中国近代史学在理论上的初步确立。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国之旧史》结尾处写道：“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在戊戌政变和《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倡言“新史学”，并把它同救国联系起来，反映了史学发展终归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一客观规律。

二、章太炎史学思想之一：怎样看待中国古代史学

 20世纪初年，在史学上能与梁启超比肩而立者，大概只有章太炎一人。章太炎不以治史为主，但这个时期他在史学上的贡献却是十分重要的。如前所述，梁启超可谓是把民族危机与史学变革结合起来的自觉者和先驱者。他说的“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虽然过分夸大了史学的社会功用，但其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当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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