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章太炎史学思想之三：“当窥大体”的史学批评原则

上面所论章太炎史学思想，均据其20世纪初年的著作。辛亥革命前后，章太炎对《ｑｉú@③书》重订本修订增删，约于1915年出版《检论》一书。(注：详见朱维铮教授所撰《章太炎全集》(三)之“前言”，同前引书。)《检论》卷八收录《哀清史》一文，而其所附则改为《近史商略》。所谓“近史商略”，是讨论宋、辽、金、元、明五史的得失。其间，章太炎提出了不同于通行之说的独到见解，突出反映了他在史学批评原则上的卓识。因此，本文特别提出来予以讨论。

    章太炎首先肯定刘知几对“晋后诸史”的批评和吴缜对《新唐书》的纠谬，继而指出：“自是有宋、辽、金、元、明五史，上比先达，不任执鞭，如其得失，亦有可道。尔来谈者，多优《金》、《明》，以《宋》、《辽》、《元》为下，此倒植之论已。”把通行之说提了出来，并断然认为是“倒植之论”，用语分量极重。章太炎所概括的通行之说的根据是：“《元史》叙次疏阔，或一人而再传，此以华夷语隔，事状难理则然。而《宋史》尚亦多误。此《金》、《明》所优也。《辽史》简率，讹误少于《宋》、《元》，其文章雅训，不能如《金》、《明》。”章太炎认为这是“俗人所谓优劣者尔”。(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页。)

    针对上述通行之说，章太炎首先提出一个原则性的见解，即：“作史者，当窥大体。大体得，虽小有抵牾，无害。失其大体，而致谨于名氏爵里之间，则史有不如簿领者矣。”(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页。)对于这样一个“作史”的原则，我认为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史学批评的原则。章太炎依据这一原则，对宋、辽、金、元、明五史进行评论，提出与众不同的批评意见。

    其一，《宋史》诸志，似不必过多称道。“若其以益、卫二王，附瀛国公本纪，犹存义法。”《明史》则不然，“以圣安、思文及永历帝，杂在宗室诸王。”“明末三帝不列于纪，而其臣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及三朝将相四十余人，皆有列传，此其所事者何主?所立者谁之朝邪?”这就是说，本纪与列传，君主与臣子，不相吻合；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这就违背了“史官之大律”。章太炎指出《明史》这种处置，是“去本干而存支叶，首尾横决，遂至于此，于义为不通矣!纵存忌讳，不当纰缪若是甚也。”对这一段评论，似不可完全用皇朝史标准来看待，其中确有“义法”即体例是否严谨的问题。章氏所论，值得重视。这的确反映出了清修《明史》不如元修《宋史》在气量上来得宽宏。

    其二，《元史》“无论赞评议之辞”，固然是其缺憾，然其对于重要历史文献(包括诏书)不加修饰予以照录，不以“文辞鄙拙”近于“方俗俚语”为羞，“盖存其质而已”。对此，章太炎大加称赞。他引用刘知几《史通·言语》篇批评前人作史“讳彼夷音，变成华语”、“华而失实，过莫甚焉”以为佐证，充分肯定《元史》作者“存其质”的表述原则。

    其三，《辽史》的《礼》、《乐》、《仪卫》三志，“道其国俗，亦多翔实”。章太炎指出，其所记“虽语近阿谀，而事迹不泯，亦可谓实录矣”。反之，《金史》诸志，“文饰虏俗，匿其素风”，致使“金源旧俗”，“阒寂无闻”。这种“讳其鄙俗，没其土风，而盛道折旋ｐáｎ@⑩辟之容，文饰太平之美”的记述，实不可取。当然，金朝接受中原文化要更广泛、更深入一些，故有些记载颇有唐、宋气象，但这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历史撰述隐去其“旧俗”、“土风”则必然失真，而“旧俗”、“土风”在历史记载上的泯灭，也就造成了永久的遗憾。

    总括以上三点，章太炎作出如下结论：“是故以义法条贯言之，《宋史》有统，而《明史》失通也。以典物辞语言之，《辽》、《元》存朴，而《金史》增华也。”这个结论，就是所谓“作史者，当窥大体”的具体说明。今天来看，章氏所论，不无道理。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章太炎还分析了清代学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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