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切，其间包含着对古代史家得失的辩证认识。尤为难得的是，章太炎从方法论上对前人作出评价，认为《通典》和《文献通考》近于分析法，《读通鉴论》、《宋论》近于演绎法。他还肯定了杜佑史论“简短”、王夫之史论“雅驯”，批评了马端临的“持论鄙倍”、王夫之的“辞无组织”。他认为乾嘉时期历史考证学是“昧其本干，攻其条末”，等等。总的说来，章太炎对传统史学是在基本肯定的前提下作具体分析，不一概肯定，也不一概否定。从上面这些评论来看，除对王、钱诸人的评价尚可商榷外，所论大致近是。而其字里行间，亦颇多“近世”意识与语境，并非以古论古之见。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有较多的理由和较充分的根据认为：在中国史学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过程中，章太炎的史学思想，确实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三、章太炎史学思想之二：关于新型《中国通史》的构想
章太炎同梁启超一样，也曾经计划撰写一部《中国通史》。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发表后，他曾致书梁启超表明了这种意向，认为：“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他在致吴君遂书中，也再三说到关于通史撰述的问题。(注：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卷二，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页。)章太炎关于编纂《中国通史》的思想和计划，见于重订本《ｑｉú@③书·哀清史》篇的附录，即《中国通史略例》和《中国通史目录》。上文讲到，章太炎对历代正史不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这是他不同于梁启超的地方。章太炎说的“史其将斩乎”，是指“清史”而言，故有《哀清史》之作。他认为：清史之作，“大凡纪传，财成于史馆，直载其事，顾不详其因缘。私传碑状，虽具道委曲，大抵谀诬也。且贞信以婴戮，则国史不列；便辟以遇主，则草野不讥； 朱紫玉石，贸然淆矣。”(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 、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 、590-591页。)他在另一篇文章《哀焚书》中尖锐地指出：“焚史隐恶，至今而弥甚。 ”“长国家者不务子孙万世之计，而肆忿@⑤于一@⑥。方是时，则诚满志矣。数世而衰 ，而斧柯之伐，其则不远。”(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 、590、590-591页。)他对庚子之变后，清皇朝诏焚《中西纪事》、《海国图志》等书，尤感悲哀。他的这些话，固然包含着反清革命的激情，但确是揭露了清皇朝对撰写本 朝史与涉及本朝史之著述的控制之严，并举出不少实例予以说明。这当是章太炎立志撰 写《中国通史》的深层原因。
章太炎关于撰写新型的中国通史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其要点有以下数端：
第一，慎重处理“义法”与“事迹”的关系。对于完全更改传统史学“义法”的主张持慎重态度，他写道：“或曰：西方晰人之史，种别为书。若汉之十志与《儒林》、《货殖》诸传，达其委悉，皆可令各为一通，与往者二十二家异其义法。今作史者，方欲变更，虽斩焉无忧也。抑吾未闻事迹不具，而徒变更义法者。夫近事闻其省，不闻其敕，故骋而上襄，以造《中国通史》。”(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页。)可见，他认为仿效“西方晰人之史”，必以阐述“事迹”为基础；若“事迹不具”，仅仅“变更义法”，是不可取的。梁启超批评“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二病，但如何在“新史学”的撰述上加以改进，还须费一番气力。如前所述，章太炎对于古代史家撰述之长短、得失、优绌等，有所分析，而他所撰《中国通史》的主要宗旨是“ｒóｎｇ@⑦治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钩汲眢沈，以振墨守之惑”。(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页。)以今言之，即一方面注重理论，一方面又注重发掘新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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