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史家(古代史家)进行重新认识、重新评价，是“史界革命”不能回避的事情。应当公正地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走得太远了，他的“新史学”理论对此似乎完全失去了理性。他在《新史学》中论“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二病”。“四蔽”大体近之，“二病”似少分析。至于他认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耳”；中国“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腊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读之徒费脑力，是中国之史，非益民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他在《中国史叙论》中比较了世界上“前者史家”与“近世史家”的区别后指出：“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等等。可以认为，20世纪初年的梁启超，对“中国之旧史”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的这个认识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仍有一定的影响。按照梁启超的这些看法，则“新史学”就谈不上对传统史学的继承，而“新史学”的创新或创造也就成了空中楼阁了。
然而，当时的章太炎却不持这种认识。他在重订本《ｑｉú@③书·哀清史》一文开篇写道：“自黄帝以逮明氏，为史二十有二对矣。自是以后，史其将斩乎!何者?唐氏以上，史官得职，若吴兢、徐坚之属，奋笔而无桡辞。宋、明虽衰，朝野私载，犹不胜编牒，故后史得因之以见得失。作者虽有优绌，其实录十犹四五也。”(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页。)这是对中国古代“正史”的肯定。显然，章太炎的这个认识同上引梁启超对中国古代史学的评价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在对历代正史的评价上更有根本性的区别。这里存在一个有趣的问题：从政治思想来看，梁启超是改良主义者，对于传统应相对保守；章太炎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对于传统应比较激进，可是在对待传统史学上，他们的认识恰恰相反。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这是梁启超在史学方法上的错位。他提倡“新史学”是必要的，但它完全用“近世”史学的标准去衡量和评价传统史学，从而对后者全部否定，则使自己堕入虚无主义的误区。反之，章太炎是对“近世”史学颇有造诣的学者，但他却能比较客观地来看待传统史学的成就，从而使其在继承和创新的理论与实践上步入较为合理的轨道。当然，章太炎作为一个“反清斗士”，他对于清代史学也有否定过多的言词，所谓“哀清史”，一个“哀”字就充分表明他的态度。这一点，我们不必为章太炎回避。
从下面这一段评论中，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认识到章太炎对于传统史学的整体性思考和许多中肯的评价。他在《哀清史》一文所附《中国通史略例》起首写道：“中国秦汉以降，史籍繁矣。纪传表志肇于史迁，编年建于荀悦，纪事本末作于袁枢，皆具体之纪述，非抽象之原论。杜(佑)、马(端临)缀列典章，ｋǎｉ@④置方类，是近分析法矣。君卿(杜佑)评议简短，贵与(马端临)持论鄙倍，二子优绌，诚巧历所不能计，然于演绎法，皆未尽也。衡阳(王夫之)之圣，读《通鉴》、《宋史》，而造论最为雅驯，其法亦近演绎；乃其文辩反复，而辞无组织，譬诸织女，终日七襄，不成报章也。若至社会政法盛衰蕃变之所原，斯人暗焉不昭矣。王(鸣盛)、钱(大昕)诸彦，昧其本干，攻其条末，岂无识大，犹愧贤者。”(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页。)这一段话，从司马迁、荀悦到王鸣盛、钱大昕，对许多有影响的史家予以评论，而于评论中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都表述得极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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