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学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的最后一个阶段，由于时代、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学派林立，错综复杂，跌宕起伏。关于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从19世纪初开始，江藩、阮元、方东树、龚自珍、戴望、康有为、章太炎等，都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对清学作过系统的或片断的论述。20世纪初，章太炎的《訄书·清儒》，被认为是近代学者系统讨论清学的第一篇重要论文，具有开先河意义。而梁启超的《近世之学术》、《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同样被认为对清学史研究具有筚路蓝缕之功。作为与他们同时代的学者刘师培，在研究清学史领域成绩斐然，著有《近儒学案序目》（1904/12）、《南北考证学不同论》（1905/3-10）、《近儒学术统系论》（1907/5）、《清儒得失论》（1907/6）、《近代汉学变迁论》（1907/7）等多篇论著，可是论及清学史在近代的研究状况时，人们很少提及刘氏，似不应该。

一、清学的渊源与流变

20世纪初，刘氏不管在政坛还是在学界，都是一位相当活跃的人物。当时政治形势风云变幻，满清帝国欲倾将倾之际，革命浪潮波涛汹涌，而刘氏此时还是一位极为激进的革命者，所以兼革命者与学者双重身份的刘氏论述清学，深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是无庸置疑的。排满革命是当时社会思潮的主题，因此刘氏为了排满革命的需要，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讨论清代学术思想，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但是他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不仅仅从政治角度讨论清学，而且还从学术本身的发展逻辑角度，论述清学的渊源与流变，提出了一些颇具见地的学术观点，从而奠定了他在近代清学史研究中的地位。

在刘氏与章太炎交恶之前，他们俩不仅是革命的志同道合者，而且还是学术上的知音。章太炎发表于1902年的《清儒》，显然是刘氏从事清学史研究的起点。他汲取了章氏的一些学术观点，但并没有囿于章氏的学术阴影，而是勇于突破章氏的学术藩篱，开辟一片新天地。在《清儒》中，章氏对清代二百余年的学术变迁作了简要的总结。他认为清乾嘉考证学的出现，源于清代统治者的反智倾向和愚民政策，“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这种看法成了从外缘性因素讨论清代汉学产生原因的经典论述。把汉学分为吴、皖两派，对两派的治学风格也作了精辟扼要的概括，“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由于“经说尚朴质，而文辞贵衍”，于是有攻击汉学的桐城派出现，有喜言“异议可怪之论”的常州今文学派出现，有调和汉宋以求名的陈澧出现[1]。章氏虽然对清学的发展演变作了宏观考察，但是对作为清学主潮的汉学，论述过于粗糙，尚未认识到汉学自身内在的演变逻辑，而刘氏对此却有所触及。

关于清学尤其汉学渊源于何处，历来存在两种观点：一是承宋明理学而来，二是认为源自对理学的反动。20世纪20、30年代，钱穆与梁启超的两本同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分别代表了这两种观点[2]。刘氏对清学来源之看法形式上与“继承说”相似，但是“形似神不似”；与“反动说”又有所不同，他比较强调学术自身的演变。刘氏认为“伯厚（王应麟）博极群书，掇拾丛残，实为清学之鼻祖”[3]。反对一概抹杀明代的学术成就，强调明代经学对清学的开启之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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