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则是刘氏关注的另一位学者，他作《戴望传》，视戴望为晚清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浙江德清戴望，中年好颜李之学，著有《颜李学记》，所以刘氏把戴望归入“习斋学案”[74]，认为戴望学术与颜李之学一脉相传。戴望是晚清著名的今文经学家，但是出身古文经学传统的刘氏却对戴望的学术另眼相看，“德清戴望，受业宋氏之门，祖述刘、宋二家之意，以《公羊》证《论语》，作《论语注》二十卷，欲以《论语》统群经，精诣深造，与不纯师法者不同。”[75]《戴望传》还指出：“自西汉经师以经术饰吏治，致政学合一，西京以降，旧学久湮。晚近诸儒，振兹遗绪，其能特立，成一家言者，一为实用学，颜习斋、李刚主启之；一为微言大义学，庄方耕、刘申受启之。然仅得汉学之一体。惟先生独窥其全。故自先生之学行，而治经之儒得以窥六艺家法，不复以章句名物为学。凡经义晦蚀者，皆一一发其指趣，不可谓非先生学派启之也。况复明华夏之防，……蛰居雒诵，不欲以曲学进身，亮节高风，上跻颜李，岂若近儒诂麟经者，饰大同之说，以逞其曲学阿时之技哉。”[76]戴望阐发今文经学的经义，还洞晓华夷之辨，刘氏认为不能与“曲学阿时”的康有为相提并论。

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刘氏清学史研究应该有他的一席之地，不管他的清学史研究以章氏《清儒》为起点，还是其论学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我们都不应该忽视他在研究清学史领域中的诸多创获，对清代学术演变作了独特的阐述，提出并实践了新的学术命题，开拓了清学史研究的新领域，突显扬州学派的学术地位，这些都是章太炎所不及的。刘氏讨论清学史之时，注意到了对同一个对象作多角度分析，往往从“变迁”、“不同”、“得失”视角论述清学，认识到学术不仅存在空间上的差异，而且还存在时间上的区别。在清学史研究方面的学术观点都比较平实，少有激进之论，也正因为如此，刘师培在晚清学林赢得了不同学派倾向学者的认同，对梁启超、胡适、钱穆的清学史研究均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可以这样说，他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影响是深远的，否认刘氏在清学史研究领域的先驱者、开拓者地位，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参考文献：

[1]参见《訄书·清儒第十二》（重订本），三联书店1998年6月。

[2]钱穆所著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主张“继承说”，“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然其时如夏峰、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菴、习斋，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继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谢山乃至慎修诸人，皆于宋学有甚深契诣。而于时已及乾隆。汉学之名，始稍稍起。而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住住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8月，第1页。）梁启超却主张“反动说”，说：“晚明学风之敝，流为狂禅，满街皆是圣人，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猖幻至此，势固不得不有所因革。”（见《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9月，第101页。）1920年在其《清代学术概论》进一步申说：“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晚明王学极盛而敝之后，学者习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理学家不复能系社会之信仰。炎武等乃起而矫之，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教学者脱宋明儒羁勒，直接反求之于古经。而若璩辨伪经，唤起‘求真’观念；渭攻‘河洛’，扫架空说之根据；于是清学之规模立焉。”（见《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6月，第7页、第4页。）

[3]《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P555上。

[4]《国学发微》，P501下-P502上。

[5]“明之中叶，以博洽著称者杨慎，……次则焦竑，亦喜考证，……惟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19，《子部·杂家类三》方以智“通雅”条，中华书局1995年4月，第1028页。

[6]蒙文通曾说：“廖师之论清代经学，别之曰顺康派，雍乾派、嘉道派、咸同派。刘氏之论清代经学，则别之曰怀疑派、征实派、丛缀派、虚诬派。刘、廖之见不同，故抑扬有异，谥名遂殊，然于内容之分析则无大异。”（见廖幼平编：《廖季平年谱》，巴蜀书社1985年6月，第146页。）两者是否有学术渊源关系，待考。

[7]参见《近代汉学变迁论》，《遗书·左庵外集》卷九。

[8]“譬之治国。怀疑学派，在于除旧布新，旧国既亡，而新邦普建，故科条未备，而锐气方新。若征实学派，是犹守成之主，百废俱兴，综核名实，威令严明。而丛掇学派，又如郅治既隆，舍大纲而营末节，其经营创设，不过繁文褥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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