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发微》中列举10条明儒经学可取之处，如“梅骜作《尚书考异》，又作《尚书谱》，以辨正《古文尚书》，其持论具有根抵，则近儒阎、惠、江、王之说所由出也，而《古文尚书》之伪，自此大明。若陈第《尚书疏衍》则笃信古文，与梅立异，是犹西河、伯诗之互辩耳，此明代学术之可贵者一也；朱谋土韦作《诗故》，以小序首句为主说《诗》，确宗汉诂，而冯应京作《六家诗名物考》，毛晋作《毛诗陆疏广要》，咸引据淹博，乃近儒陈氏《毛诗稽古编》、包氏《毛诗礼征》之滥觞，此明代学术之可贵者二也；……杨慎、焦竑皆深斥考亭之学，与近儒江藩、戴震之说略同，此明代学术之可贵者十也”，所以“近儒之学多赖明儒植其基，若转斥明学为空疏，夫亦忘本之甚矣。”[4]刘氏虽然认为清学继承宋明学术而来，但是并非指宋明理学，而是发端于宋明正统学术之外的考证学，清学即是把当时处于边缘的考证学发展成为中心的主流学术。认识到明儒考证学对清学产生的影响，并不是刘氏的发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有类似的提法[5]。但是刘氏在该问题上的论述却是最系统的，而且他是在梳理中国古代学术史的演变过程中提出的，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孤立地提出这种认识，而是整理归纳了10条证据反复申说，是从学术内在演变的角度得出的必然结论。
从学术内在理路出发，刘氏把清代二百余年学术变迁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怀疑派时期，二、征实派时期，三、丛掇派时期，四、虚诬派时期[6]。他认为，“顾氏之于音韵，张氏之于《礼经》，臧氏之于故训”，对于汉学“均有创始之功”，而非汉学之萌芽。“汉学初兴，其证实之功，悉由怀疑而入”，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胡渭的《易图明辨》，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毛奇龄的《四书改错》，万斯大的《学礼质疑》，怀疑派这种群起而辨伪指谬，使宋学“失其依傍”，动摇了宋学权威的基础。由怀疑而入求真一途，“始也疑其不可信，因疑而参互考验，因参互考验，而所得之实证日益多”，于是求真征实蔚为风气，风靡学界。“及江、戴之学，兴于徽、歙”，博征其材，约守其例，可谓“无征不信”。汉学既昌，精华已竭，后学者只好转相仿效，摭拾旧闻，不得不出于丛掇之一途。丛掇之学又一分为四：据守、校雠、摭拾、涉猎，“此四派者，……然所得至微，未能深造而有得，或学为人役，以供贵显有力者之求”。嘉、道之际，从事丛掇之学的学者大多出身文士，而文士一般都杂治西汉今文学，旁采谶纬，以为高名，刘氏称之为“虚诬派”。他认为汉学最初由怀疑运之于实而至于虚，体现了汉学本身的发展演变过程，强调学术的内在动力。刘氏还从“学”与“思”关系的角度，概括了不同时期的学术特点，“怀疑学派，由思而学，征实学派，则好学继以深思。及其末流，学有余而思不足，故丛掇学派，已学而不思。若虚诬学派，则又思而不学。”刘氏站在古文立场上视清学的发展为每况愈下，但若排除了评价问题，这种划分基本是符合事实的。他还以拓疆建邦为喻，说明汉学由拓荒而昌盛至衰微转变的必然发展过程[7]。
刘氏的清学“四期说”尽管有它的合理之处，但是远不如梁启超的清学“四期说”在学界来得有影响。梁氏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也把清学分为四个时期：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常为学者所征引。但是若仔细比较研读刘氏的《近代汉学变迁论》，似乎可以寻绎到两者存在学术采鉴关系的蛛丝马迹。梁氏认为在启蒙期，重要人物都用力于破坏，而建设盖有所未遑，因此这时期的著作，“恒驳而不纯，但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梁氏所谓的“破坏”，正是刘氏所说的“怀疑”之意，启蒙期相当于“怀疑派”时期，而且两者对该时期的学术评价也很类似，刘氏认为怀疑派，“虽穿凿之谈，叫嚣之语，时见于经说之中，然不为俗说所迷，归于自得，不得以采掇未纯而斥之也”；在全盛期，梁氏认为破坏已告终，那么“思想内容，日以充实；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刘氏把该时期划为“征实派”时期，对这种研究方法概括为“先立科条，纲举目张，同条共贯，无征不信”，这正是研究方法“日以精密”的表现；而在蜕分期，梁氏喻为“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然学者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只得取局部问题”，这与刘氏的“拓疆建邦”之喻无异[8]，在蜕分期，“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梁氏从“破坏”入手，又归之于破坏，与刘氏的“由怀疑运之于实而至于虚”的观点颇为相似[9]。《清代学术概论》出版于1920年10月，而刘氏早在13年前就发表了《近代汉学变迁论》（1907/7），刊载于《国粹学报》。刘氏在20世纪初实为名噪一时的人物，而且他与梁氏还是辩论的对手，所以梁氏对刘氏著作及学术观点应该是极为熟悉的。然而在梁氏的相关清学史研究著作中，却只字未提及刘氏，不免令人疑惑，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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