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氏不仅对当时已经很出名的扬州学者师承关系、治学方法了然于心，而且还挖掘出了一批被后人所遗忘的扬州籍学人，这无疑有助于人们更加全面认识扬州学派的整体面貌。刘氏一一为他们立传，如《刘永澄传》、《梁于涘》、《孙兰传》、《徐石麒传》、《蔡廷治传》、《王玉藻传》、《广陵三奇士传》、《朱泽沄传》、《田宝臣传》，《扬州前哲画像记》等，对他们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等方面作了介绍。刘氏对立传人物的选择，反映了他个人的学术取向、价值判断。这些传记大多写于1903年至1908年间，当时他还热衷于排满革命，需要挖掘忠义节烈之士，以激发民族感情，这也是他“以学论政”的一贯做法。刘氏在《孙兰传》中提出“学术之界可以泯，种族之界不可忘”的评价标准，认为孙兰师从汤若望，而不事清廷，就体现了这个标准。而杨光先力诋西学，直声著于明廷，但仕籍复标于清史，这种“彼斤斤于学术之间衡量夷夏，而出处大节则转舍夏就夷”，实应被后人所唾弃。因此刘氏表彰“明于君子小人之辨”的刘永澄；大力歌颂“从容就义，不欲与亡臣降子共偷一日之生”的梁于涘；赞扬“不欲以所学媚异姓”的徐石麒；更钦佩有“夷齐耻食周粟之心”的王玉藻。刘氏不是仅仅从民族气节方面肯定扬州学人，还从学术角度，总结这些人的学术成就，刘永澄精于理学，其孙刘抬拱及朱泽沄、王懋竑传其学；孙兰精于数学；徐石麒专于词律之学；蔡廷治精治《易》学；田宝臣明于声音训诂之学[52]。

在整理研究被淹没的扬州学人方面，刘氏付出了大量心血，目的在于“以彰吾郡学术之盛”。他曾经“三游海陵，咨询田氏学”；为了解王玉藻的生平事迹及寻找佚失的诗文，遍阅浙西诸志，最后“特网罗故乡文献，别为传文一通，以补谢山之缺”；为考证蔡廷治学术源流，“征考乡邦文献得廷治事，兼读其遗著数篇，知廷治之学出于云庄”[53]。这些工作对保存学术文献具有重要价值，为后人研究扬州学派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学术资料。由于刘氏的努力，扬州学派作为一个地域性学术群体，逐渐引起了学者注意，“扬州学派盛于乾隆中叶，任、顾、贾、汪、王、刘开之，焦、阮、钟、李、汪、黄继之，凌曙、刘文淇后起，而刘出于凌，师培晚出，席三世传经之业，门风之胜，与吴中三惠九钱相望，而渊综广博，实龙有吴、皖两派之长，著述之盛，并世所罕见也”[54]。张舜徽在五十年代末撰写的《清代扬州学记》，实为第一部系统研究扬州学派的专论，但是刘氏却开研究扬州学派之先导。

五、清代诸学派及学者的评价

清学历史上存在两次大的学派争论：汉学与宋学、古文学与今文学。清初诸大儒一般不分汉学与宋学，汉宋兼采，不标榜家派门户壁垒。迄乾嘉之际，惠、戴崛起，汉学如日中天；而当时以方苞、姚鼐、刘大櫆为首的桐城派也异军突起，不仅尊宋学，还以孔孟道统自居。桐城派早与汉学家结怨，尤其姚鼐欲拜戴震为“夫子”而遭戴氏的委婉拒绝，在学林大失面子，终身切齿。及江藩作《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站在汉学立场上，把桐城派排斥在宋学之外。这引起了桐城派弟子的极大不满，方东树针锋相对作《汉学商兑》，对汉学批判不遗余力，从此汉宋之争愈演愈烈[55]。

刘氏讨论清学之时，不可能不涉及对学派的评价。刘氏并不同意江藩的做法，把桐城派排除在清代学术史之外，准备在《近儒学案》中立“桐城学案”，说明他还是肯定桐城派在清代学术史上应有它的一席之地，至于对桐城派作何评价那是另一问题。刘氏认为，“桐城方氏，精熟三礼，著述斐然，与伪儒之学稍异”，方氏学术虽然与清代理学有所不同，但是与汉学相比，“然皆无足重也”[56]，可见他对桐城方氏的学术评价是很低的。同样他也没有充分认识到桐城派在清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影响，“桐城之学，自成风气，疏于考古，工于呼应顿挫之文，笃信程朱有如帝天，至于今不衰”[57]；“桐城方苞，善为归氏古文，明于呼应顿挫之法，又杂治宋学，以为名高，然行伪而坚，色厉内荏。姚鼐传之，兼饰经训以自辅。下逮二方，犹奉为圭臬。东树硁硁，尚类弋名；宗诚卑卑，行不副言”[58]；“望溪方氏，摹仿欧、曾，明于呼应顿挫之法，以空议相演，又叙事贵简，或本末不具，舍事实而就空文”。[59]这些都足以表明刘氏对桐城派缺乏应有的历史分析，过于武断，仍难脱门户之见，有明显的“扬汉抑宋”倾向。

刘氏是一位骈文的正宗论者，以骈文为“文”，以散文为“笔”，赞扬他的同乡先贤阮元与汪中，自己也偏爱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因为阮元早就重提“文笔之辨”，为骈文张目，有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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