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的“论时代思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6月。

[10]关于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刘师培的清学史著作存在学术采鉴关系，最早指出这一点的是周予同先生。他说：“梁氏两书取之于章氏（章太炎）、刘氏（刘师培）的著作。”（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900页。）

[11]参见《近儒学术统系论》，《遗书·左庵外集》卷九。

[12]《近儒学案序目》P1754下。

[13]《甲辰年自述诗》。

[14]冯自由：《刘光汉事略补述》，《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华书局1981年6月，第186页。

[15]《中国历史教科书·凡例》P2177下。

[16]“学以地殊”这一提法是笔者根据刘师培相关论述概括而成的。刘师培在论著中多处提到地理环境因素对学术分布的影响，《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诸子学不同论》谓“学术因地而殊，益可见矣”（见《遗书》P549下）；《劝各省州县编辑书籍志启及凡例》谓“盖周代之初，民无私学。东周以来，士尚私门撰述，而学派或因地而殊，郡国州邑有特殊之学，即有专门之书”（见《遗书》P1605上）；“盖山川之隔，人情风俗之所由异也”（见《读书随笔·〈王制〉言地理中多精言》P1952上）。所以“学以地殊”这种概括应该合乎刘氏的本义。

[17]《货殖列传第六十九》，见《史记》卷129，中华书局1959年7月，第3267页。

[18]周叔平、陈国庆点注，顾炎武著《日知录》卷十三“南北学者之病”，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11月，第628页。

[19]“初，大湖之滨，苏、常、松江、大仓诸邑，其民佚丽。自晚明以来，喜为文辞比兴，饮食会同，以博依相问难，故好浏览而无纪纲，其流风遍江之南北。惠栋兴，犹尚该洽百氏，乐文采者相与依违之。及戴震起休宁，休宁于江南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学深邃，言直核而无温藉，不便文士。”（见《訄书·清儒第十二》（重订本），三联书店1998年6月，第159页。）

[20]《南北学派不同论·总论》P549上。

[21]参见《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

[22]《江宁乡土历史教科书序》谓：“淮江之地，平原旷莽，民风强悍。淮南之地，沟渎交通，民习于奢。”（《遗书》P1763下）这主要是由于受政治因素影响的缘故；《江苏乡土历史教科书叙》谓：“近世其民日趋于怯弱，由是东南之民气迥逊于西北，说者谓地势使然。呜呼！此亦未观于苏省之历史矣。……而知古代吴民以尚武立国，而先贤学术亦与近世之所尚殊途”（《遗书》P1764下）；《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论研究文学不可为地理及时代之见所囿》：“有谓中国因南北地理不同，文体亦未可强同者。然就各家文集观之，则殊不然。”（刘师培：《中古文学论著三种》，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第135页。）

[23]见《遗书·左庵外集》卷十七中的《江宁乡土地理教科书序》、《安徽乡土历史教科书序》、《安徽乡土地理教科书序》等文。

[24]《訄书·清儒第十二》（重订本），三联书店1998年6月，第161页。

[25]《清儒得失论》P1539下。

[26]章太炎把清代汉学治学方法归纳为六点：“审名实，一也；重左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情感，五也；汰华辞，六也。六者不具，而能成经师者，天下无有。学者往往崇尊其师，而江、戴之徒，义有未安，弹射纠发，虽师亦无所避。”（《说林下》，《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一，见《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第119页。）

[27]梁启超谓：“本朝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颇饶有科学的精神，……凡此诸端，皆近世各种科学所以成立之由，而本朝之汉学家皆备之，故曰其精神近于科学。”（见《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9月，第113页。）；胡适说：“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见《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文存》第1集，黄山书社1996年12月，第285页。）；“清朝的‘汉学家’所以能有国故学的大发明者，正因为他们用的方法无形之中都暗合科学的方法。”（见《论国故学——答毛子水》，前揭《胡适文存》第1集，第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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