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今文经学发端于庄存与，后有刘逢禄、宋祥凤，均治今文学，而至龚自珍、魏源发扬光大之，到康有为则集大成。常州今文学的兴起，有它学术本身自在的原因，梁启超以“复古为解放”来解释常州今文学的出现，有相当的道理，当然也是道、咸以来社会政治变动使然。应该说，刘氏认识到了今文学出现有它的学术必然性，是对汉学末流琐碎无用的反拨，“江南学者，仍守摭拾校勘之学，……然辗转稗贩，语无归宿，甚至轻易古书，因沩袭谬，而颠倒减省，离析合并，一凭臆断；且累言数百，易蹈辞费之讥，碎细卑狭，文采黯然。承学之士，渐事鄙夷。由是有常州今文之学”[63]。但他把常州今文学归入“虚诬派”，而且对今文经学批评近似苛刻，“考其所学，大抵以空言相演，继以博辩。其说颇返于怀疑，然运之于虚，而不能证之以实；或言之成理，而不能持之有故。于学术合于今文者，莫不穿凿其词，曲说附会。于学术异于今文者，莫不巧加诋毁，以诬前儒。甚至颠倒群经，以伸己见，其择术则至高，而成书则至易。外托致用之名，中蹈揣摩之习，经术支离，以兹为甚”[64]。出身古文经学世家的刘氏对古文经学情有独钟，在所难免，当然对今文经学就存有门户之见了，所以他对今文经学与近代疑古思潮的兴起以及晚清的政治变革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都没有清楚的认识。

刘氏早年写过不少关于清代学者的传记，颜元是较早被他所关注的一位学者，著有《习斋学案序》、《幽蓟颜门学案序》、《并青雍豫颜门学案序》、《颜李二先生传》。他说：“自宋儒区分体用，政学以岐，讲学之儒，渐舍实功。惟习斋先生以用为体，力追三代教学成法，冠昏丧祭，必遵古制。从游之士，肄力六艺，旁及水火、兵农诸学。倡教漳南，于文事经史外，兼习武备艺能各科，较之安定、横渠固有进矣。”他对颜元学术评价很高，“先生以用为体，即以用为学，身体力行，一矫讲学空虚之习。至先生论学，惟存性一编，辟宋儒气质之说，实开东原学派之先”。对于诋毁颜元之学的桐城方氏、武进汤氏，刘氏认为这种行为无异于蜉蝣撼大树，“亦何损于先生之万一哉”[65]。同时他认为颜元之学受到西学的影响，“习斋先生生长博野，地迩燕京，吾意先生壮年必亲炙西士之门，备闻绪论”[66]。颜元之所以较早进入刘氏的学术视野，在于颜元之学重“实学”、倡经世之用，与他前期学术旨趣暗合的缘故。

戴震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种地位的确立与近代学者对其的阐扬分不开。钱穆、侯外庐都认为章太炎有首倡之功[67]。章氏确是最早阐发戴震之学的近代学者，不过未及深论，只是开论戴震之学的先声。比较全面系统地评价戴震学术的应该是刘氏。刘氏最推崇戴震，自承“予束发受书，即服膺东原之训”[68]，曾撰有《东原学案序》、《戴震传》、《南北考证学不同论》、《近儒学术统系论》等论著。他对戴震学术定位极高，“探赜索隐，提要钩玄，郑、朱以还，一人而已”[69]，“戴氏之学，先立科条，以慎思明辨为归。凡治一学立一说，必参互考验，曲证旁通，以辨物正名为基，以同条共贯为纬。论历算则淹贯中西，论音韵则精穷声纽，论地舆则考订山川，咸为前人所未发。而研求古籍，复能提要钩玄，心知其意。凡古学之湮没者，必发挥光大，使绝学复明。凡古义之钩棘者，必反复研寻，使疑文冰释。”[70]对戴震之学评价至高，当然桐城派对戴震的批评，在刘氏看来不过是“鄙儒之说，何损于东原万一哉”[71]。刘氏不仅认同于戴震的“考证”之学，而且也充分肯定其“义理”之学，对戴震以《孟子字义疏证》为代表的义理之学推崇有加，并且他本人还仿《孟子字义疏证》作《理学字义通释》。

刘氏在其未完的《近儒学案》中，专立有“东原学案”，而把吴派开山大师惠栋纳入东原学案的“别出”部分，显然他认为惠栋之学不能与戴震相提并论，所以《近儒学案》没有准备专门立有“惠氏学案”，似乎从中可以看出刘氏个人的学术偏见了[72]。由于章太炎、刘师培等国粹派对戴震学术的挖掘与推崇，戴震的学术价值才引起了后来学者的普遍重视。戴震之学的红火，固然得力于章氏的开启之功以及20世纪20年代胡适的阐扬之力，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了刘氏的“承前启后”的重要学术贡献。梁启超的《近世之学术》（1904）与《清代学术概论》（1920）对戴震评价前后迥然不同[73]，及胡适著《戴东原的哲学》，应该说均受刘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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