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泉江藩作《汉学师承记》，又作《宋学渊源记》，以详近儒之学派。然近儒之学，或析同为异，或合异为同。江氏均未及备言，则以未明近儒学术之统系也。”江藩此二书，虽是最早试图系统整理清代学术的著作，但是其书一出即引起诸多批评。刘氏指出，江藩之所以没有能够清晰认识到清代学术的师承渊源，在于不明近儒学术的统系。周秦诸子虽然源远流分，但是都守一师之说，汉代说经也最崇家法，宋儒讲学必称先师。清儒虽然也是专门名家，但是“或析同为异，或合异为同”，学无常师，学术源流分合不定，自成风格。明清之交，以浙学为最盛，“黄宗羲授学蕺山，而象数之学，兼宗漳圃；文献之学，远溯金华先哲之传，复兼言礼制”，此即“合异为同”，不立家派门户壁垒的治学取向。而传黄宗羲之学的人有数十人之多，万氏兄弟以史学见长，象数之学则传于查慎行，此即“析同为异”，旨在发挥个人学术专长；戴震之学出于江永，然后发挥光大，曲证旁通，以小学为基，以典章为辅，精通历数、音韵、水地之学，成为汉学皖派的开山大师。而其弟子则“各得其性之所近，以实学自鸣”，汪莱、洪梧传其数学；洪傍、汪有诰传其韵学；凌廷堪、程瑶田诸人传其礼学；段玉裁、王念孙诸人传其声音训诂之学；任大椿诸人传其典章制度之学。庄存与治《公羊》，喜言微言大义，兄子绶甲传其学，复言钟鼎古文。绶甲传刘逢禄、宋翔凤，均治《公羊》，黜两汉古文之说。翔凤复从惠言游，得其文学，而常州学派以成。龚自珍少闻段玉裁六书之说，继从刘逢禄游，也喜治《公羊》，而校雠古籍，又出于章学诚，矜言钟鼎古文，又略与常州学派近。所以“今乃聚于二百年之中，师友讲习，渊源濡染，均可寻按，岂非风尚使然”[11]。刘氏熟谙清代学术的分合流变，不满于江藩著作，讥其未明近儒学术之统系，为此曾于1904年著有《近儒学案序目》一文，准备效仿黄宗羲《明儒学案》之例，著《近儒学案》一书，希望“使三百年学术，稍有辙迹之可循”[12]，令人遗憾的是，此书未成，难窥其学术全貌。

二、“学以地殊”学术命题的提出

20世纪初，欧风美雨，西学东渐，西方各种学术思潮纷至沓来，对近代中国学术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刘氏前期是位极富开拓性的学者，对西学态度不像旧式文人那样，故步自封，排斥新知，而是积极研究与传播西学。他有诗曰：“西籍东来迹已陈，年来穷理倍翻新。只缘未识佶卢字，绝学何由作解人。”[13]刘氏虽然出身传统的经学世家，但是对“内典道藏旁及东西洋哲学，无不涉猎及之”[14]，在《中国历史教科书》“凡例”中说道，“今日治史，不专赖中国典籍。西人作中国史者，详述太古事迹，颇足补中史之遗。今所编各课，于征引中国典籍外，复参考西籍兼及宗教社会之书，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15]，表明他对西方各种学术思想是不加排弃的，相反的还吸取西学，融入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中。由于受西学影响，他前期的学术视野极为开阔，在学术思想研究方面建树甚多。“学以地殊”[16]就是在西学“地理环境论”影响下，所提出的很有学术价值的命题。

“学以地殊”虽是在西学启发下而凸显出其近代的学术意义，但刘氏提出该命题的思想渊源主要来自于本土，而不是西学。“学以地殊”命题的内涵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资源中并不少见，甚至可以说渊远流长。《礼记·王制篇》有云：“广谷大川，民生其间者异俗”；《史记》说：“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已诺”[17]；《世说新语·文学第四》道：“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北史·儒林传序》谓：“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人深芜，穷其枝叶”。这些都说明了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一个民族外在生存环境对其文化生成的独特性具有重要的影响。把空间分布作为学术派分的畛域，始于南北朝。但承认“统一”时代还存在学术的地域不同，则盛于北宋。清代以来，学者论学经常讲究地域与流派的关系，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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