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西方“地理环境论”传入中国，曾风靡一时，很快被学者所吸纳，藉以讨论中国学术。章太炎较早地从地理环境角度讨论清学，认为汉学与桐城派势不两立存在地理环境的必然性[19]。刘氏推而广之，藉以讨论整个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他的《南北学派不同论》包括了《南北诸子学不同论》、《南北经学不同论》、《南北理学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南北文学不同论》，对传统各个领域的学术因地域关系而形成的具有地域色彩的南北学术的分合流变作了系统的考察。

关于清学部分，著有《南北考证学不同论》。“盖五方地气，有寒暑燥湿之不齐，故民群之习尚，悉随其风土为转移”[20]，刘氏注意到了“习尚”与“风土”的内在联系。他把明清之际以来近三百年错综复杂的学术源流，一分为南北两支。南学又分为两派：（一）、以黄宗羲、万斯大、毛奇龄、胡渭以及吴越之地的蔡德晋、朱鹤龄、吴鼎、俞汝言诸人，为一派；（二）、把杭世骏、全祖望、臧琳及东吴惠氏、余萧客、钱大昕、王鸣盛、孙星衍、洪吉亮、邵晋涵、袁枚、赵翼归为南学另一派。对于北学，“皖南多山，失交通之益，与江南殊，故所学亦与江南迥异”，先有梅文鼎，精推步之学，后有戴震之学，“实事求是，以实用为归”。戴震死后，皖南学者，各得其性之所近，以扬州为最盛，有高邮二王、高化任大椿、仪征阮元、甘泉焦循、凌廷堪、刘文淇诸人，“盖乾、嘉、道、咸之朝，扬州经学之盛，自苏常外，东南郡邑莫之与京焉。遂集北学之大成。”刘氏还把南北之学的差异归纳为三点：（一）、吴中学派传播越中，于纬书咸加崇信，而北方学者鲜信纬书；（二）、徽州学派传播扬州，于礼学咸有专书，而南方学者鲜精礼学；（三）、北人重经术而略文辞，而南人饰文词以辅经术。最后指出，“今观于近儒之学派，则吴越之儒，功在考古，精于校雠，以博闻为主，乃深芜而穷其支叶也；徽扬支儒，功在知新，精于考据，以穷理为归，乃简约而得其菁英者也。南北学派，与昔迥殊，此固彰彰可考者矣。”

刘氏不仅认识到学术因空间地域而有所不同，而且在同一地域内也存在不断演变的过程，不是一成不变的，“自是以后，江北皖南，……然精华既竭，泄发无余，鲜深识玄解，未能竞胜前儒”。南北之学的流弊不断暴露，所以才导致常州今文学的兴起。虽然“学以地殊”，但是地域性的学术不可能在完全封闭的条件下求得发展，地域性学术的交流、交汇与趋同，是地域性学术繁荣的的一大动力。刘氏说清儒“或析同为异，或合异为同”，正反映了地域性学术之间存在互动，并非铁饼一块。当常州今文学大兴之时，江北学者包慎言、刘恭冕、庄棫均治《公羊》，“此南方学派输入江北者也”；同样也有江北之学输入南方的，主要有两派：以陈寿祺、陈庆镛等人为代表的闽中学派和以金鹗、黄式三、俞樾、孙诒让为代表的浙中学派[21]。刘氏把多样化的学术，一概按地理区分为南北二派，不免有武断之嫌，但是他所说的“南北”不仅仅是个“地理概念”，而且还是“学术概念”，他所梳理出的清代不同派别的谱系，根据不仅在于地缘关系，而且还注意到师承关系。同时他对该命题不是作僵化的理解，没有把地理环境看成决定性因素，《江宁乡土历史教科书序》、《江苏乡土历史教科书叙》等，都有批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文字[22]。

“学以地殊”虽然是传统学术思想的现代转换，但是由于刘氏《南北学派不同论》广泛影响而强化了人们对该命题学术思想的重视，后来学者探讨中国学术文化史，无不论及地理环境对学术文化的影响，如梁启超、冯友兰，陈寅恪、谭其骧等学者对此都有专论，可见刘氏“学以地殊”学术命题在近代学术史上回响之大了。刘氏不仅运用此命题来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而且还把它作为指导地方乡土历史地理编撰的重要理论[23]，使传统的地方志编撰具有了近代思想意识，这也应肯定“学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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