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与“行”，“著述”与“气节”，“学术观点”与“政治立场”，把两者本应该使用不同评价尺度的领域决然对立起来，选择后者作为衡量评价清儒的首要标准。因此，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起兵抗清，兵败后犹“抱艰贞之大节”、“不事二姓”；孙奇逢、张履祥、梅文鼎，李顒等人，“以学自隐”、“耻事二姓“；戴震，孔广森、王念孙等人虽入仕，但“无仕宦情”、“淡于荣利”；江声、余萧客“终身未尝应童子试，亦不通姓名于显宦之门”[38]。这些不与清廷合作的或不屑于入仕的学者，刘氏就给予了较高评价。而那些在清廷为官或入清官幕府的学者，则严加讨伐。如清初汤斌、陆陇其“以伪行宋学”，而“配享仲尼”，从此“伪学之风昌”，把理学称为“伪学”，还准备专门立有“学案”[39]；魏象枢、李光地等人，“鬻道于虏，炫宠弋荣”；阎若璩、胡渭、毛奇龄，“以博学自鸣”，投靠清廷，“行尤卑”；段玉裁、洪亮吉、孙星衍入仕“以贪黩名”、“嗜利若渴”[40]。刘氏以是否与清廷合作为取舍标准，而不考虑特定历史境域，以之衡量政治人物尚且偏颇，更何况以之褒贬思想家或学者。刘氏出于自身政治斗争的需要，对清儒作政治化或道德化的评价，有失公允。
与此同时，刘氏对清儒中具有朴素反封建民主思想的学者作了全面整理，把它作为清学的一部分，加以表彰，这无疑有利于人们更加全面认识清学的方方面面，而不致于以偏概全。刘氏曾著有《中国民约精义》，凸显了中国源远流长的“民权”思想。在该书第三篇《近世》部分，所开列的清儒：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唐甄、李塨、吕留良、胡石庄、全祖望、戴震、王昶、魏源、龚自珍、章学诚、戴望等十三位[41]，均被后世所公认的具有“民主”思想的学者，都被他囊括在此书中。他以卢梭《民约论》为基础，对他们的“民主”思想作了全新的诠释，虽不免有牵强之处，但它在晚清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方面具有启蒙意义，其学术价值同样也不可忽视[42]。
四、整理与研究扬州学派
刘氏作为晚清扬州地域学术的后起之秀，这是不争的事实。他本人也意识到自己的学术使命，对于先辈的学术崇敬有加，以此勉励自己，“未冠即耽思著述，服膺汉学，以绍述先业，昌洋扬州学派自任”[43]。由于学术上的亲缘关系，倍增刘氏追述其学术先哲的兴味。在刘氏相关清学史论著中，没有专门论述过扬州学派，即使在那部未完著作《近儒学案》，根据《近儒学案序目》的“目录”所提供的线索来分析，他也没有计划专门立有“扬州学案”，而只立以朱泽沄、王懋竑、刘台拱为代表的“宝应学案”，把后世学者公认为扬州学派中坚的阮元、焦循、凌廷堪、汪中、王念孙纳入“东原学案”。这固然说明了扬州学人师承复杂，难以划分，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扬州学人作为一地域性学术群体，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地位。章太炎讨论清代学术时，也只提吴、皖两派，而把扬州学者分别于两派之中，如焦循、王念孙、王引之入皖派，李惇等则归入吴派[44]。刘氏之所以没有专立“扬州学案”，可能受到章氏的影响。尽管如此，刘氏还是一直致力于光大扬州学术为自任，写了不少关于扬州学人的传记、题跋等，整理与研究扬州学人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治学方法，凸显扬州学术在清学史中的地位，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可以这样说，刘氏是研究扬州学派的先驱者，正因为他的努力，才使扬州学派引起了研究清学史学者的重视。
扬州学派作为一个地域性学派，因其学派主要成员都系扬州府籍而得名，其空间涵盖面包括乾嘉时期扬州府所管辖各州县学者，但是当时著名学者都出在扬州府治所在的甘泉和江都二县，及其北边的高邮州、宝应县，以及南边的仪征县。乾嘉之际，扬州是江南最为繁华的商业城市。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的繁荣，一时著名学者，如戴震、惠栋都聚会于扬州，著述讲学，使扬州之地形成了开放、兼容的治学风格，既有皖派弟子也有吴派弟子，和平共处，相互影响。“戴氏弟子，舍金坛段氏外，以扬州为最盛”[45]，王念孙、王引之、任大椿、阮元、凌廷堪、焦循，都是戴震之学的嫡系。刘氏还指出，“自阮氏以学古跻显位，风声所树，专门并兴。扬州以经学鸣者凡七八家，是为江氏之再传”[46]。扬州学派虽然吸取吴、皖两派的治学门径，不囿于一家之学，但是更多倾向于皖派，与戴震之学一脉相传，“戴先生之学，……惟扬州之儒得其传”[47]，基本上沿着皖派的治学路径而发展形成的。扬州经学之所以兴盛，导源于扬州学者的学术宽容学风，“焦、阮二公力持学术之平，不主门户之见”[48]。吴、皖两派学者都可以在扬州讲学，而且与古文学不两立的今文学也有立足之地，江都凌曙治《公羊》，“魏源、包世臣，亦从游江淮间，士承其风，间言经世”[49]。所以南桂馨才这样说道，“扬州诸师实系天下朴学之一线，主古文者有之，主今文者有之，风雨晦明，彼此推挹，各自成其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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