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编有翔实的讲义。他的中国史学史讲义分为九章，分别是“历史的起源”、“夏商及周初的史学”、“春秋战国的史学”、“两汉的史学”、“魏晋的史学”、“南北朝的史学”、“隋唐的史学”、“宋元明的史学”、“清代的史学”，主要介绍史家和史书，对重要的史学活动略有论及。陆氏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以后，曾留学美国，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20世纪40年代出版《史学方法论》，融贯中西史学理论，颇有特色。卫聚贤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持志学院和暨南大学均开过中国史学史②。其讲义内容有“定义”、“历史的起源及演进”、“史学的分类及目录”、“正史及史目”、“历代的史官”、“历代的史学家”。卫聚贤治学领域很广，著有《古史研究》、《中国考古学史》、《历史统计学》、《十三经概论》等，重视史学史和历史研究法是其治学特点之一。陆懋德、卫聚贤20世纪30年代即在高等学校历史系开设中国史学史，应该说，他们是较早从事该门课程教学的学者。
刘节也是出身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比姚名达晚一届[4](P55)。新中国成立前他并未专注于中国史学史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到中山大学任教，20世纪50年代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史学史。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掀起了中国史学史理论问题的大讨论，刘节教授表现活跃，在广东省史学会积极组织研讨会，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基本内容、分期、教科书的编写等进行了研究。他发表的《谈史料学与史学史》，是当时讨论史学史基本理论问题比较有影响的文章。他撰写了中国史学史的书稿，据施丁研究员说，该书稿曾交与人民出版社，因刘节被错划为右派，书稿没有出版。1961年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登载了他的讲义目录，分为两部分，即史料学目次和史学史目次。“四人帮”垮台后，他的讲义经他的学生整理，题名《中国史学史稿》，1982年由中州书画社出版。该著在介绍每一个时期史学的基本面貌时，大致是按照史官制度、主要史家、主要史籍、史学发展概况的顺序叙述，显然是运用了梁启超的理论。但刘节重视历史哲学和史学思想，这是他发展其师的地方。
在20世纪30年代的史学理论著作中，受梁启超思想影响的还有吴贯因的《史学概论》、胡哲敷的《史学概论》、杨鸿烈的《史学通论》等。它们对中国史学史的论说，大都承继了梁启超《新史学》中的观点。
在梁启超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前六七年，也就是1919—1920年间，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中国史学概论”，并编写了讲义，内容包括中国史学之起源、中国史学之派别、历史哲学3篇。以后在其他大学讲授此讲义时，删除了《历史哲学》部分。从其内容看，该讲义带有中国史学史的性质，主要从史官、史书体裁变化两个方面阐述了史学的成立和发展，勾勒出了中国史学产生和发展的概貌。他运用了德国史学家兰普勒?希特德(KarlLamprecht)的理论，开启了以新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史学的先河。因此，朱希祖在研究中国史学史方面，亦有筚路蓝缕之功[5]。朱氏之后，在史学史方面有成就的如金毓黻、姚从吾、傅振伦、朱杰勤等，当属于朱氏系谱的学者。1936年，金毓黻从日本回到南京，到朱希祖任系主任的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任教授，1938年开始讲授中国史学史[6](P4103)。他的《中国史学史》，几经周折，1944年终于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该书在当时影响很大，被认为是考辨扎实、内容丰富之作，教育部指定它为大学教本。作者在《导言》中述说他撰写该著时参考了梁启超的“史学史的做法”，但对梁氏的论述，仍感“语焉不详”。金氏运用了梁氏的史学史体系，但在史学史的基本理论方面，他又作了一些探索，也有自己的个性特点[7]。金氏在写作是书时还参考了朱希祖的《中国史学概论》讲义，并吸收了其中的观点，特别是在《结论》部分，更是直接运用了朱氏的理论和论点。金毓黻曾致书朱氏，盛赞其史学成就，说:“近见吾师所著《濮族考》，可谓名世之文，前人未经道过。尝谓吾师之史学，可在国内自树一帜，发前人所未发者甚多。……近撰《史学史》，引用师说甚多，即缘此故。”[8](P196)金氏于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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