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学系，办了多种史学杂志，如《史地学报》、《学衡》等，培养了大量史学人才，其研治史学，在国内独树一帜，被称为“南高学派”。柳诒徵是这一派的核心人物。1926年，柳氏撰写了一本《史学概论》，内分七章，分别是史学之范围、古史、正史、近世史、编年纪事分类之史、地理、史学书。内容大都是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论述。这一年他还发表《中国史学之双轨》，对中国史书的渊源流变进行了分析和归类，是一篇有影响的史学史论文。在柳氏的学生中，郑鹤声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成绩突出。郑氏大学毕业时，以《汉隋间之史学》为题，撰成十几万字的论文，深得柳诒徵的称赞。柳氏在其论文上批“一时无双”四字，并推荐到《学衡》杂志上发表。1924年上海中华书局又出版了前加柳诒徵题词的单行本。郑鹤声大学毕业后，到云南高师教书，编有《中国史学史》4册作为讲义。192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把它作为郑氏丛书的一种予以出版[14](P237)。此外，他还撰有中国史学史的论文多篇，史家年谱多种。这些成果说明，作为一个青年学者，郑鹤声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佼佼者。

20世纪30年代在大学里讲授中国史学史的还有蒙文通、朱谦之等。蒙氏在四川大学讲中国史学史，他是一位经学史家，师承经学家廖平、刘师培等，他的史学史研究，以明变为宗，在史学转变处，着墨较多。他还认为史学与哲学关系密切:“哲学发达之际，则史著日精，哲学亡而史亦废。”[15](P222)他的史学史成就，在20世纪40年代受到顾颉刚的高度评价，说“前四川省立图书馆馆长现任华西大学教授蒙文通是治史学史最有成就的一位，虽然他不长于外文，但是他能批判接受西洋史学史权威的方法”[16]。朱谦之20世纪30年代在中山大学讲授过中国史学史，曾发表《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综合黑格尔、孔德、伯伦汉的理论，将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分为故事式的历史、教训的历史、发展的历史[17](P57)。他注意中西史学的对比和贯通，注意把史学史研究同当代史学的发展结合起来。

自20世纪20年代提出建设中国史学史学科的问题后，史学史研究就成为历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在整个30年代，并没有出版中国史学史的专门著作，史学史的内容，大都蕴含在史学理论著作中，如史学概论、史学通论等。史学史在这些书中的地位是附属性的，是为论述史学理论服务的。到40年代，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40年代初，先后出版了魏应麒、王玉璋、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魏应麒在抗日战争前旅居日本，1937年春应上海商务印书馆之约，承撰《中国史学史》。抗战爆发后回国，先后在南京国立编译馆、福建省政府教育厅及厦门大学任职，他的《中国史学史》是在辗转播迁、流离奔徙的环境下，经过3年的努力才完成的。在该书自序中，魏氏提到了梁启超、何炳松，说:“中国史学史，前无作者，梁启超、何柏丞二先生皆有志为之。梁先生因多病不果，寻即下世;何先生以公务倥偬，亦未克躬自为此。”并说自己早有撰中国史学史之志，却“无缘专获登二先生之门有所请益;故今书中所述，皆余一人之己见”[18]。王玉璋1936年秋曾在北京任教，住北海北京图书馆附近，常去馆中“批阅群书，恣意浏览”，在慨叹“我国历史著述之宏富”的同时，逐渐产生撰著“中国史学史”之念，并积稿20余万字。抗战爆发，文稿遗失。在大后方，他结识了金毓黻、蒙文通等，得到他们的指点，“俟后即以二先进之指示参以个人前此之所得，努力以致之”。“余为此篇，远宗梁先生之大义，而略为去取，以救研述之方便。借静庵先生搜罗之宏富，而取精用宏裁以自我史观之大义，而成一新系列”[19]。从学术继承上看，魏应麒、王玉璋和金毓黻3人都重点提到了梁启超关于“史学史的做法”中的观点，并在撰写过程中，自觉地参考它，所受梁氏理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3位作者，魏应麒与金毓黻、王玉璋似乎没有联系。而金氏与王氏则是有联系的。王氏在写作时参看了金氏的讲义稿，个别地方袭用了金氏的材料乃至原文。在魏、王、金三氏的《中国史学史》出版以后，傅振伦的《中国史学概要》、蒋祖怡的《史学纂要》、方壮猷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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