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史上，梁启超和白寿彝是代表20世纪前、后时代的两座学术高峰。两峰之间，绵延连续，层峦叠嶂，放眼望去，真是一派壮丽景象。有意思的是，无论是梁启超，还是白寿彝，他们都把中国通史作为自己的最高学术追求，都主张用综合性的体裁编纂大型的《中国通史》。梁启超从1901年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发表《新史学》到1926年讲《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他论述的核心问题都是中国通史的编纂问题。他号召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分头研治专史，以便将来集体编著通史，他本人拟有《中国通史目录》，并写出了一部分文稿。遗憾的是由于他去世过早，他的中国通史计划没有实现。白寿彝长期以来致力于中国通史的编纂，他通过研究中国史学史，创制了编纂中国通史的“新综合体”。他与全国几百名史学家合作，历经20个春秋，终于在20世纪末完成了一部12卷22册1400万字的《中国通史》，实现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家的愿望，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完成了梁启超的未竟事业。梁、白二人均把中国通史的建设作为最高的学术追求，反映了中国史学史学中这两座学术高峰的联系以及史学史与中国通史的密切关系。

中国史学史是一门专史，但它又不是普通的专史，它关注着整个历史学的发展，也必定影响着整个历史学的发展。梁启超、白寿彝这两个史学史学科丰碑式人物的学术道路，清楚地向我们昭示了这一点。

注释:

①文中说:“《读书杂志》上顾颉刚、刘藜、钱玄同、胡堇人四位先生讨论古史的文章，已做了八万字，经过了九个月，至今还不曾结束。这一件事可算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件极可喜的事，他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一定不亚于丁在君先生们发起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见《胡适文存》二集，第70页，黄山书社，1996年。

②1961年12月编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第四号，登录了陆懋德和卫聚贤编写的《中国史学史》讲义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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