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浙江大学合并，成为浙江大学的一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白寿彝、吴泽、杨翼骧、张孟伦、仓修良、尹达等是最早招收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的导师。其中，白寿彝在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基本理论方面创获最多，在学术组织方面所起的作用最大，堪称20世纪后期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一面旗帜”[24](P343)。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史学史领域做出显著成绩的学者大都出自上述几位史学史专家的门下，并成为新一代的学科带头人，如北京师范大学的瞿林东、吴怀祺、陈其泰等，华东师范大学的盛邦和、胡逢祥、朱政惠等，南开大学的乔治忠、姜胜利等，都分别成为这些学校的史学史专业博士生导师，接过了老一代学者的接力棒。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派不再受到提倡和鼓励，但是“师友间的共同旨趣、师弟子相传的学术传统还是存在的”[25]。近10年来，这些学校培养的众多研究生或进修学者分布到全国各高校历史系，成为该学科研究的生力军和教学骨干，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普及。现在，国家教育部为了发展这门学科，在北京师范大学建立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基地，设置重大课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招标，以促进国内史学史专家的相互合作与协同研究。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可以说是蒸蒸日上，前景广阔。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长起来的学者数量众多，而且他们的学术事业正处于发展中，因此对于这一时期的史学史学科的学术系谱，就不展开详述了。
三、中国史学史学科在20世纪的发展历程，大的方面，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上半期是一个阶段，20世纪下半期又是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基本理论进行自觉论述的主要是梁启超，是梁启超设计的史学史内容体系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无论是发表的论文还是出版的著作，所研究的内容基本上没有超出梁启超所提出的四项，即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所说的:“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与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2]这四部分内容，应该说都是史学史必须研究的基本内容。四部分之间，也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它们在史学史上是依次出现的，在对史学的发展上，有一种层层推进的作用。今天看来，这些内容仍然重要，有的还属于史学史研究的薄弱环节。
但是，它的不足方面也是明显的。首先，这个体系难以反映史学发展的阶段性。因为这四个部分不是同一层面下界限分明的几个方面，所以不易反映一个时代史学的全貌，这样，史学发展的前后联系及阶段性就可能反映不出来。其次，以史家为线索，很容易把史学史写成孤零零的史家传记或对其著作的解题式介绍，不利于将史学史写成一个有机联系的发展过程。要而言之，不论积极的方面还是消极的方面，梁氏所设计的这个框架，对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都产生了影响。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几本中国史学史，基本上是在这个体系上写成的，有的甚至没有达到这个体系的要求。
20世纪后半期，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对史学史的基本理论又作了深入的探讨，其中在理论方面最为系统的当属白寿彝。白寿彝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理论特色，与他提倡研究史学遗产是分不开的。20世纪60年代，他发表《谈史学遗产》;80年代，他又先后发表5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分别从历史观、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等方面对中国的史学遗产进行总结，并在他主编的《史学概论》和撰著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逐步完善，从而形成了他的史学史理论体系。他说:“史学史，是指史学发展的客观过程。”中国史学史，是“对于中国史学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论述”。按照这样的任务，中国史学史论述的范围，“包括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中国史学在发展中跟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21](P29)。白寿彝认为，历史理论、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学等，是构成历史学的基本方面。横着看，任何一个史家或一部史著的史学思想，都在这四个方面有所反映，它们是构成史学的四个层面。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从纵的角度说，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各自的发展状况，也都有它们那个时代所赋予的特定任务，从而构成从低级向高级相对独立发展的历史过程。由于这样的客观存在，因此，进而就能够提出总结史学发展的四个层面之理论。即是说，研究中国史学史，要以四个层面的理论为指导，有的放矢地进行。这样，四个层面说就具有了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从史学的“四个层面”揭示史学的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是白寿彝多年探索的成果，也是他对史学史研究的一大贡献。白寿彝认为研究史学史，还要研究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研究史学与社会现实的相互作用等，这就突破了学术专史的局限，避免了就史学著作论史学的狭隘。他重视史学思想，认为史学史是对史学进行反思的学问，是比研究客观历史更高层次的学问。他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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