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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梁启超到白寿彝--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的学术系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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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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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年至1916年在北京大学国文门读书，听过朱希祖的课《中国文学史》。以后，他们在文献搜求、考订方面多有交往。金氏与黄侃关系密切，而朱氏与黄侃都是章太炎的弟子。所以，无论是求学于北大，还是师承关系，金氏在史学史的研究上均可划入朱氏之系谱。姚从吾是朱希祖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时期的学生。1923年，朱希祖建议学校选取文理科高材生，派送德国。文科留学生专攻史学方法、史学史等科目。姚氏留德11年(1923—1934年)，是著名的蒙元史专家。在中国史学史方面，他也造诣很深。20世纪40年代初，曾在西南联合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史，讲课生动，深受学生欢迎[9]。傅振伦是北京大学的学生，1922年入北大预科，后升入北大史学系。当时朱希祖讲授“中国史籍选读”，首先讲刘知几的《史通》，对傅振伦影响很大。1927年10月，朱氏推荐傅振伦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读研究生，亲自辅导他研究《史通》。傅氏在这一时期写成并出版《刘知几之史学》(一名《史通之研究》)，在此基础上又编著了《刘知几年谱》。他还写了关于郑樵、章学诚的论文多篇，成为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研究史学史的一位新秀。研究所毕业后，他在大学里讲授“中国史学通论”。1944年在出版该著时，为了与其师朱希祖的《中国史学通论》书名相区别，乃改成《中国史学概要》。该书论述中国史学的发展规律，受朱希祖的影响十分明显;对郑樵的批评，则与金毓黻的观点相同。傅氏学术受朱氏提携较多，谈及朱氏对他的鼓励时，他说:“余每有专著，辄就正于先师”，“及阅《史通之研究》，推为研究刘知几学说之津梁，论《刘知几年谱》，曰搜集资料甚备”[10]。朱杰勤是朱希祖1932年南下广州任教于中山大学时招收的研究生。当时朱杰勤没有大学文凭，按照规定，不当录取为研究生。但朱氏在评判朱杰勤的考卷时，对其史学功底扎实、文笔畅达很是赞赏，认为是“可造之才”，主张录取[11](P74)。朱氏在中山大学开“史通研究”，“对于刘知几的史学理论和所举的史实，每每有所驳正，引证赡博，听之入神”[12]。朱杰勤当时跟朱希祖学习的是秦汉史，但受其师影响，他在中国史学史方面也很用功，造诣颇深，60年代在暨南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史学史。1980年，他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文革”结束后出版的第一本中国史学史专著。
以西洋史学史为借鉴，从事中国史学史之建设，这是何炳松研治中国史学史的特色。何氏曾留学美国数年(1913—1916年)，对西洋史学有深入的研究。1924年，他翻译的《新史学》的出版，标志着20世纪初通过日本引进西洋史学理论的终结。1925年，何氏与郭斌佳开始合作翻译美国绍特韦尔(JamesThomsoShotwell)著的《西洋史学史》(AnIntroductiontotheHistoryofHistory)，何氏在《译者序》说，翻译此书，意在为编撰中国史学史作借鉴。在他计划编译的《西洋史学丛书》里，还有一部书是英国史学家古奇(Gooch)著的《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家(HistoryandHistoriansintheNineteenthCentury)。该书也是由郭斌佳协助翻译，并完成过半，自谓“不期年当可脱稿”[13](《译者序》)。大概是由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遭日本飞机轰炸，此书未能出版。何氏发表研究刘知几、章学诚的文章多篇，还有通论性的文章《中国史学之发展》，著有《浙东学派溯源》，对中国史学史有贯通性的看法，30年代，商务印书馆登出新书广告，内有何炳松著的《中国史学史》(但不知何故，这书始终未见面世)。要之，何炳松对中国史学史学科也有开拓性的贡献。郭斌佳是何炳松1925年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时的学生，好学深思，有志于史学，英文成绩优异。他除协助何氏翻译上述两书外，他还独自翻译了弗领(RobertFling)的《历史哲学概论》(新月书店1928年版;黎明书店1934年版)。何氏系谱中还有一位卢绍稷，他是何氏在大夏大学授课时的学生，他著的《史学概要》在30年代比较有影响，该著的写作得到了何氏的指导，其中涉及到中国史学史的部分，基本上是根据何氏的观点写成的。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开设了“史学思想史”，《史学思想史》(讲义)以欧洲近世重要史学家的思想说明了历史观的变化和发展，从思想史上论述了唯物史观是科学的、进步的历史观。虽然它研究的不是中国史学史，但它研究的是史学的灵魂———历史观、历史思想的历史，所以，在中国史学史的早期开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对以后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4年他又出版了《史学要论》，这是第一本以唯物史观为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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