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中国成立后，整个社会和学术文化都处在一个转型时期。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沉寂期。1961年，以教育部召开的文科教材会议为契机，全国掀起了史学史基本问题的大讨论，史学史的学科建设迅速开展起来。北京、上海、广州、济南、武汉、西安等地召开了多次学术座谈会;学术刊物、报纸等也都热忱宣传和刊登讨论会的盛况和问题争鸣，有力地推动了史学史的普及，激发了史学界对史学史研究的兴趣。根据教育部的决定，中国史学史教材由白寿彝和吴泽负责编写。白寿彝负责古代部分，吴泽负责近代部分;西方史学史则由复旦大学的耿淡如负责，这样在全国就逐步形成了几个相对集中的史学史研究群体。

白寿彝在北京师范大学成立史学史研究室，编撰《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为编写《中国史学史》教材作准备。这一阶段，白寿彝发表论文较多，如《谈史学遗产》、《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寓论断于序事》等，都是影响比较大的文章。白寿彝曾在20世纪40年代初在云南大学开过中国史学史课程，并发表过对金毓黻著的《中国史学史》的书评，在肯定其成就的同时，对该著具有浓重的书目解题气味也提出批评，但白寿彝自己也没有找到编纂史学史的更好方法，并为此而困惑[21]。白寿彝早年在燕京大学从黄子通读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史。新中国成立后，他接受唯物史观，努力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史学问题，与侯外庐学术交往密切，学术上相互切磋，曾为侯氏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撰写了“刘知几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元代马端临进步的历史思想”等章节。他对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的重视，为中国史学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改革开放以后，在这一领域成就比较突出的学者如陶懋炳、施丁、邹贤俊、瞿林东等，就是他这一时期的进修学者或研究生。他写出了《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从远古时代写到唐朝中期的刘知几，这是他在这一时期的系统性成果。吴泽也招收了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如袁英光、桂遵义等，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中国近代史学史方面。吴泽早在新中国成立前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方面就有一定的影响，著有《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与吕振羽、翦伯赞等有密切的学术交往[22]。南开大学的杨翼骧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发表的《我国史学的起源与奴隶社会的史学》、《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刘知几与〈史通〉》等都是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他也招收了史学史方面的进修学者[23](P368)。杨翼骧毕业于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大学期间姚从吾为其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其史学史方面的论文作也亲受姚氏指导[9]。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比较活跃的还有刘节、齐思和、师宁等。正当中国史学史学科开展得如火如荼、不断取得成果的时候，“文革”爆发了。和其他学科一样，这门学科被打入了冷宫，史学史专家大都挨批受整，以致长达10年没有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以后，史学史的学科建设重新走向正轨。“文革”前，史学史在高校历史系的教学科目中属于选修课，20世纪80年代中期修订教学大纲，该学科被列为必修课。1990年代，它与“史学理论”合并，成为一级学科“历史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即“史学理论与史学史”。20多年来，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所发表的论文和专著超过了整个20世纪前80年的总和，教研队伍进一步扩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培养，发展很快，专门从事史学史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学者基本上读过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招收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或进修学者主要集中在素有史学史研究传统的几所高校和研究单位。它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兰州大学、杭州大学(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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