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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儒士文士与党争(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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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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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王安石去位后毕竟一直有意起用一部分以前因“异论”而遭斥退的旧人，《续通鉴长编》卷二九二记：
吕公著曰：“自熙宁以来，因朝廷论议不同，端人良士例为小人排格，指为沮坏法度之人，不可复用。此非国家之利也。愿陛下加意省察。”上曰：“然。当以次收用之。”
这段对话发生在元丰元年（1078年）乙酉，而元丰四年后新官制行，神宗所以欲用司马光为御史大夫，则是要实践其“当以次收用”旧人的诺言。他大约认为熙宁变法之局已定，司马光纵有“异论”也不致触及到“国是”层次。但蔡确的话点醒了他，——神宗纵究还是担心执拗的司马光一旦进入权力中心仍会成为“异论”的“宗主”，使“方定”的“国是”再起波澜。所以，终神宗之世，司马光只能在奉敕撰修《资治通鉴》；及至书成进御的次年三月戊戌，神宗便逝世。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与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之间的激烈斗争同“国是”观念紧密关联，于此可见一斑。
“国是”的威力不但阻止了神宗兼用“新旧人”的计划，而且也使宰相陷入惊慌失措的境地。因为一旦持“异论”者复出并说动上意，“国是”变易，则宰相必将换人。这也就是王珪、蔡确两位新上任的左、右仆射听到神宗要起用司马光便“相顾失色”的原因。自神宗朝以来，至少在理论上，宰相是必须对“国是”负责；而在权力运行实践中，则是必须与“国是”同进退的。如“哲宗亲政，有复熙宁、元丰之意，首起（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于是专以‘绍述’为国是，允元祐所革一切复之。”（15）《宋史》卷二四二《宣仁皇后传》则记道：
哲宗嗣位，尊为太皇太后。驿召司马光、吕公著，未至，迎问今日设施所宜先。未及条上，已散遣修京城役夫，减皇城觇卒，正禁庭工技，废导洛司，出近侍尤亡状者；戒中外毋苛敛，宽民间保户马。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预知。又起文彦博于既老，遣使劳诸途，谕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且令疏可用者。……光、公著至，并命为相，使同民辅政，一时知名士汇进于廷。凡熙宁以来政事弗便者，次第罢之。
元祐年间，在宣仁支持下复出的司马光执政期间，尽废王安石新法。不过，宣仁、司马光们虽尽变神宗的“国是”，却不肯以“国是”的名目加之于元祐新政，而宁可自称为“复祖宗法度”。这是因为“国是”早已与熙宁变法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了王安石一派的专用品了。
但神宗的“国是”在元祐朝被彻底推翻了，这个事实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故而尽管有“复祖宗法度”相标榜，宣仁殁后还是立即爆发了“绍述”运动。司马光派在元祐朝“复祖宗法度”——实即否定神宗“国是”——的政治举措，本就为新法支持者所不满，他们一直伺机重翻“国是”。而最早提出“绍述”观念的，是位叫邓润甫的人物：
元祐末，以兵部尚书召。绍圣初，哲宗亲政，润甫首陈武王能广文王之声，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开绍述。（16）
邓润甫其人初由曾布推荐而得到王安石的重用，故其在元祐时期和曾布都没放弃对新法即神宗“国是”的信仰。司马光曾谕令曾布增损“役法”，布则辞以“义不可为”（17）。像曾布、邓润甫这样的人显然时刻期盼着重翻“国是”的。
那么，哲宗的心态和举措又如何呢？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他嗣位时年仅十岁，由祖母宣仁太皇太后听政，而如前所述，宣仁是信用司马光等旧派儒臣，力主变更神宗“国是”的。蔡·《铁围山丛谈》卷一云：
哲宗即位甫十岁，于是宣仁高后垂帘而听断焉。及濅长，未尝有一言。宣仁在宫中，每语上曰：“彼大臣奏事，乃胸中且谓何，奈无一语耶？”上但曰：“娘娘已处分，俾臣道何语？”如是益恭默不言者九年。……宣仁登仙，上始亲政焉。上所以衔诸大臣者，匪独坐变更，后数数与臣僚论昔垂帘事，曰：“朕只见臀背！”
《朱子语类》卷一二七记：
哲宗常使一旧桌子，不好，宣仁令换之，又只如此在。问之，云：“是爹爹用底。”
宣仁大恸，知其有绍述意。又，刘挚尝进君子、小人之名，欲宣仁常常喻哲宗使知之。宣仁曰：“常与孙子说，然未尝了得。”宣仁亦是见其如此，故皆不肯放下，哲宗甚衔之。绍述虽是其本意，亦是激于此也。
《宋史》卷三四○《苏颂传》则说：
方颂执政时，见哲宗年幼，诸臣太纷纭，常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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