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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儒士文士与党争(一)

时间:2009-7-24 13:46:23  来源:不详
晚年自作《长乐老叙》云:“孝于家、忠于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有了、有孙。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何乐如之?”但当其卒后,“时人皆共称叹,以谓与孔子同寿,其喜为之称誉盖如此。”(41)至开宝七年(974年),薛居正等人在编写《五代史》(即《旧五代史》)时,虽仍称颂其“郁有古人之风”、“深得大臣之体”,但亦已严斥其“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42)到北宋,欧阳修则不仅从“礼义”、而且更从“廉耻”的角度对冯道的为人予以彻底否定,并重申会家传统,郑重地将“礼义廉耻”视为“四之四维”,将之同国家的兴亡紧密联系起来。这显然已非仅仅是对五代历史及冯道其人的评价,而更是出于中央集权深入贯彻后的现实需要。赵宋立国后,尽管实现了“大一统”,然“天下之士有二党焉,其一曰我发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为?其一曰我逊言易人、逊行易合,人生安乐,何用忧为?斯二党者,常交战于天下。天下理乱,在二党胜负之间尔。”(43)既有“危言”“危行”以挽狂狂澜为己任的卓尔不群之士,又有“逊言”“逊行”以一己“人生安乐”为目的寡廉鲜耻之徒,“斯二党”“常交战于天下”,并使“天下理乱”取决于“二党胜负之间”。因此,必须全面振兴儒家传统文化,建立起传达有倡导的社会道德准则,否则便很艰难巩固业已深入贯彻的中央集权。欧阳修将以“礼义廉耻”为具体内容士大夫个人的道德修养同国家兴亡联系起来的主要前提就在于此,而其欲以“礼义廉耻”作为在中央集权下士大夫群体的社会道德准则之意亦是十分明确的。
重建儒家倡导的“礼义廉耻”之道德准则,既出于维护和巩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现实政治需要,又是儒者文士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主体后的社会理想和价值意识的体现。率先将这一理想和意识付诸实践而成为儒士典范的是范仲淹,史称: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44)而其名篇《岳阳楼记》中所表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献身精神,更激励、感染了一代士风,高度张扬了儒者“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45)的当世之志和人格情怀。庆历新政就是这一文化背景下展开的。然而,庆历新政又引起了激烈的党争,欧阳修继王禹偁之后而作《朋党论》,严辨君子、小人,公然宣扬“君子有党”论,对君子结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从理论上做了深刻阐析。这既是对范仲淹等新政官僚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和行为的总结,又是对复兴后的儒学传统在现实政治实践过程中所起作用的理论阐发。欧阳修所论充分体现了北宋儒学的社会政治理想和价值意识。在他之后,司马光于嘉祐元年(1034年)撰《越州张推官字序》,指出:“天下之事,未尝不败于专而成于共。专则隘,隘则睽,睽则穷;共则博,博则通,通则成。故君子修身治心,则与人共其道,兴事立业则与人共其功,道隆功著则与人共其名,志得欲从则与人共其利;是以道无不明,功无不成,名无不荣,利无不长。小人则不然,专己之利而不欲人之有之也;是以道不免于蔽,功不免于楛,名不免于辱,利不免于亡。此二者,君子、小人之大分也。”(46)其所辨君子、小人之别,与欧阳修《朋党论》如出一辙,互为一体。
欧阳修为代表的北宋儒者以“道义”和“禄利”为标准,对统治阶级内部的“君子党”与“小人党”进行了深入地理论探索。他们既提出了儒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君子有党”论,同时又为北宋儒学的社会政治理想、价值意识的全面形成建构了最初的理论框架。庆历以后的儒者关于君子与小人、义与利及由此引发的善与恶、邪与正之辨,便是在这个框架基础上展开并加以深化和系统化的。因此,如果说“国是”是政治文化层面上与党争密切相关的核心观念,那末,儒者们提出的“朋党”论及与之相联的“君子、小人之辨”则不仅成为了北宋党争的理论基础,而且还被持有不同政见和学说思想的儒者文士用以解释和指导现实政治生活实践中的党争。这是北宋儒学史上的特有现象,且又作为一种传统而影响至南宋;有关南宋的情况,我们将在《南宋时期道学与反道学之争》一节中略予绍介。
三、党争背景下儒者文士的分野
北宋时期,与党争的展开乃至愈演愈烈相伴随的,是儒者文士队伍迅速发生分化,因了政见与学说思想上的歧异而形成不同的派别,不仅有新、旧党之分,而且新、旧两党内部亦有分野。兹就其大者绍介于下:
(一)范仲淹、欧阳修与“庆历新政”之党人
范仲淹是“庆历新政”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他倍受积极参与“庆历新政”的官僚和学者的尊重,而反对派则攻击他们为“朋党”,他们自己则以“君子党”而自豪。从史籍记载来看,当时与其相友善的人很多,仅受到过范仲淹推荐而入仕的就不在少数。如富弼、苏舜钦、欧阳修、胡瑗、孙复、张方平、狄青、种世衡、李觏、许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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