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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儒士文士与党争(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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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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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则常被小人用以“谮毁贤良”（28）。王禹偁一反传统观念，提出不仅小人有党、而且君子亦有党的全新见解，并将其理论依据溯至尧、舜时的“八元”、“八凯”与“四凶族”。其论既出，影响甚大，后来的欧阳修《朋党论》、司马光的《朋党论》上下篇、苏轼的《朋党论》、秦观的《朋党论》上下篇等皆以此为论据。他们的目的无非在于说明远古以来便已有了“君子党”、“小人党”的对垒相争，并借以重新解释汉唐、尤其是本朝统治阶级内部的朋党之争。
王禹偁的《朋党论》大约是其在直史馆时所作，至迟不会晚于淳化二年（991年）。太宗端拱年间至淳化二年，以赵昌言为首的新进同年党和以赵普为首的元老派、吕蒙正及其同年和以寇准为代表的同榜进士之间，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而先后暗地结党，明争暗斗，相互倾轧。这可能是王氏撰此专文，率先提出君子、小人各自有党的现实动因。至仁宗朝，“君子有党”论的确立与现实政治生活中党争之间的因果关系已十分明晰了。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八“庆历四年戊戌”条，庆历新政的反对派指使宦官蓝元震上疏攻击范仲淹等新政官僚云：
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谓之“四贤”，斥去未几，复还京师。“四贤”得时，遂此蔡襄以为同列。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苛以报谢当时歌咏之德。今一人私党，止作十数，合五、六人，门下党与已无虑五六十人。使此五六十人，递相提挈，不过二三年，布满要路，则误朝迷国，谁敢有言？挟恨报仇，何施不可？九重至深，万机至重，何由察知？
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以言事忤宰相吕夷简，又作四论讥切四政，蔡襄则作《四贤一不肖》诗赞扬范仲淹及其同志欧阳修、尹洙、余靖。而吕夷简“斥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于是，范仲淹贬知饶州、欧阳修贬知夷陵，并准侍御史韩渎“以仲淹朋党榜朝堂”之请（29）。庆历年间，范仲淹回朝主政，反对派重操故技，以“胶固朋党”之名攻讦范仲淹等新政官僚，不过，这已全非捕风捉影，因为在景祐贬范事件中，不少朝臣“以希文（范仲淹）贤者，得为朋党幸矣”，竟以身列范党为无上荣光（30），而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更自称视仲淹“义兼师友”，并“乞从降黜”（31）。迨至庆历新政期间，范仲淹得到宰相杜衍及枢密副使富弼、韩琦的大力支持，以其为核心又集结了欧阳修、苏舜钦、王益柔等一批朝臣。这无疑反映出朋党之迹。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八“庆历四年四月戊戌”条记载：“上谓辅臣曰：‘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党乎？’范仲淹对曰：‘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惟圣心所察尔。苛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范仲淹的回答，坦然承认了自己与君子同道而朋的行为，其目的在于正面驳斥政敌的“朋党”论，并释仁宗之惑，以换取他对新政的全力支持。
然而，范仲淹的“君子有党”论，语焉不详，未必真的能达到释仁宗之惑的目的，而欧阳修于同日所进《朋党论》，则从理论上具体回答了仁宗提出的问题。其文曰：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不人所为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伪也。及其见利而争，或利尽义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32）
他认为“同道”与“同利”是君子和小人各自为党的“自然之理”，宗“道”与尚“利”乃是君子党与小人党的根本区别所在。在他看来，既然“道义”与“禄利”均具有悠久的生成时间和广阔的存在空间，那末，在这久广的是过分中也就必然会始终存在着分别追求“道义”和“禄制”而彼此对立的两大群体，故“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也就“自古有之”了，人君不必以此为意，“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提出只有“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的君子才会因同志而成为真正的朋党，至于因“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的小人，终究其结果乃“伪也”，实质是“无朋”的。此一独特之见似乎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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