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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儒士文士与党争(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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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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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的反命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否定小人党的存在，而只是为了刻意说明君子结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并以此说明惟有君子党才于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于小人党则于国于己均有百害而毫无一利。这就不仅透彻地解释了仁宗的疑惑，而且更从理论上彻底击败了当世“以同利为党”的政敌提出的驳难，为庆历新政的继续实施提供了理论基础。
以“朋党”论解释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党争作为源起，引出了第二大重要思想观念，即“君子、小人之辨”。“君子”与“小人”，皆非北宋时才出现的新概念，早在先秦，“君子”与“小人”就已有着不同的指向：有时用以划分不同的阶级或阶层之群体，即以统治者为“君子”、被统治者为“小人”；有时则用以区分不同人格的群体，此即《论语·里仁》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33），尚义弃利本是儒学传统的价值取向。欧阳修在王禹偁《朋党论》基础上提出君子之党“所守者道义”，小人之党“所好者禄利”。以义与义为甄别统治阶级内部成员的不同追求和不同人格的标准，既出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又合乎儒学传统的价值取向。所以，其“君子有党论”虽有违“君子群而不党”的圣训，但并非对儒学传统的背弃，而确确是对儒学传统的继承和弘扬。欧阳修在宣扬君子结党合理性与必要性的同时，确实给传统儒学的“君子、小人之辨”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
这其实也是当时儒学振兴的必然思想产物。北宋儒学的中兴始于庆历年间，其标志既在于“庆历之间，学统四起”（34），又在于开始注重从心性方面发明儒经精义，使儒学由汉唐注疏之学渐而转向义理之学。朱熹在论及欧阳修《诗本义》时曾指出：
理义大体复明于世，固自周、程，然先此诸儒，亦多有助。旧来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欧阳修）、原父（刘敞）、孙明复（复）诸公始自出议论，如李泰伯（觏）文字亦自好。此是运数将开，理义渐欲复明于世也（35）。
所谓“不越注疏”，就是指墨守汉儒为儒经所作的传注而不敢有所异议；“旧来儒者”则包括庆历以前的儒家学者。对此，吴曾亦尝明言：“庆历以前，学者尚文辞，多守章句注疏之学。”（36）但到庆历之际，学者开始跨越章句注疏之域，“始自出议论”，发明义理之学，颇得儒典精义，故朱熹说：“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胜唐人，但说未透在。直到二程出，此理始说得透。”（37）此处“国初人”即其前称欧阳修、刘敞、孙复诸人，他们“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正为庆历间儒者所发明的“道”，亦表明其跨越汉唐、返归原典、回向三代的文化理想。至于程颢、程颐兄弟“拈出‘天理’”，直言心性义理之学，儒道遂昌明于世。他们说：
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38）
并认为“欲趋道”便须注意个体的心性修养：“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则诚，诚则圣矣。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往然后力行以求圣，所谓自明而诚矣。”（39）学者诚意、正心、养性即可优入圣域，成就圣人人格，进而可复二代三代之礼义，实现儒者的社会理想。这也正是孔孟之道的原旨，故而朱熹有“直到二程出，此理始得透”的评价。程氏兄弟所倡之“道”或诚意正心养性之学，与欧阳修《朋党论》中提出的君子用以“修身”的“道义”并无二致，所以，乍看起来欧阳修的“君子有党”论与孔子之说有异，但其注重的是“君子、小人之辨”，并认为君子“所守者道义”，故“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尽管如朱熹评其于理义“说未透在”，但亦不失为朱氏所谓“始自出议论”而“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王”的表现之一。
朱熹将“理义渐欲复明于世”即儒学将要复兴的原因归结为“运数将开”。所谓“运数将开”主要是指中央集权深入贯彻后，作为政治——文化主体的士大夫对于儒家文化或圣人之道开始有了自觉体认，并试图以儒学要义、圣人之道来重构中央集权所需要的社会道德准则和社会政治理想。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卷五四《冯道传》序论中说：
传曰：“礼义廉耻，四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敢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
五代时期，干戈纷攘，“天下荡然，莫知礼义为何物矣”（40）。儒学衰竭，圣道难维，礼义忠信荡然无存。冯道历仁四朝、三入中书，居相位二十余载，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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